从一个思想家与批评家的眼里体察这个时代与社会问题，不失为了一个直面的视角。1998年摩罗推出他的首部作品《耻辱者手记》，对传统文化与知识分子的批判给读者带来了极大的心灵震撼。他称这本书为“一个民间思想者的生命体验”，借底层的生活经历表达出一个底层知识分子对于良知、正义的理解与感觉。

摩罗本名万劲松，1961年出生于江西省都昌县一个农民家庭，在农村念完中学后考入九江师专。在师专的三年，摩罗认为那是他职业读书的三年，“我一直把自己看作一个靠自学而点滴长进的人。那三年的专心阅读是我自学的开始。如果没有那三年阅读打下的一点底子，后来的学习就没有发展的基础。”

整个80年代摩罗都在都昌从教， 对于12年的农村从教经历，摩罗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要说这12年有什么变化，那就是1985年我24岁的时候，我感到阅读那些前辈贤哲的作品，基本上都能透过文本理解他们对于世界的善意和爱心，以及那些思想和主张的跟他的善意和爱心的逻辑关系。此后无论读多么伟大的著作，都觉得是在跟作者一起研究如何关怀这个世界，如何经过自己的努力让这个世界变得合理一些、美好一些。”

在一个思想禁锢、精神资源稀缺的偏壤小城生活了三十余年之后，摩罗没有被这种单一的精神资源所窒息、所扭曲，没有丧失自己正直的品性和敏锐的感受力，这不得不让人感叹。摩罗的写作一直被认为是天才式的写作，所谓天才式写作，即写文章不靠概念的推演和学问的堆积，而主要依靠个人体悟。在文化资源匮乏的环境下，他写作上的成功、思想上的建树不得不说是一个惊心动魄的过程。

2002年以后摩罗相继推出了《因幸福而哭泣》和《大地上的悲悯》及长篇小说《六道悲伤》，摩罗经历了深刻的变化，从批判到悲悯到寻找出路。每本书都呈现了摩罗的精神锐气，即使2006年推出的《我的故乡在天堂》，对传统文化的批判锋芒依然不减，只是相比以往，他更多地在寻找历史渊源、探寻文化出路。他告诉大家“学习有尊严的生活”，并“探寻中国人的信仰问题”，甚至还提出“佛教改革参与到对中国人灵魂危机的拯救中”。

    摩罗是一个敏感而又细心的人，他的很多文章都是自己早年的经历，在《善良的力量》、《给贪污的人送钱》里连当时的细节都一清二楚。在给本刊记者回的第一封电子邮件里他不忘写道：“祝家乡的杂志越办越好。”

2005年，摩罗把他与江西作家胡平的对话整理成文字《我是农民的儿子》，引起强烈反响。同时，他在文章最后又不忘希望大家能捐助他提到的江西籍农村孤儿，并留有捐助方式等。

近几年，摩罗的文字散见于各种报刊杂志上。2006年他在新浪开通了个人博客，对社会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不久前，纪念南京大屠杀70周年期间，有媒体报道政协委员提出“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应改名“国际和平中心”，引起社会民众的强烈抗议。摩罗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不应该改名》中对此作了更深入的探讨：中国学者为什么全都爱拿德国人屠杀犹太人说事，而对发生在身边的悲剧却可以不看不理？难道南京大屠杀不足以引发中国学者对于苦难和人性的思考吗？……我们总是一如既往地缺乏面对现实的勇气和回应现实的能力。

摩罗访谈录：努力维护底层人的文化权利

大江周刊：你在一篇文章里说17—20岁你做的事是职业读书，那时你应该是在上九江师专吧？请问那段大学经历对你有什么影响？
摩罗：我一直把自己看作一个靠自学而点滴长进的人。那三年的专心阅读是我自学的开始。如果没有那三年阅读打下的一点底子，后来的学习就没有发展的基础。所以，我很重视那三年的“职业读书”生涯。但是，我并不提倡学生都不听课，只顾埋头读书。我那种选择是万不得已，因为没有好课可听才不得不如此。

大江周刊： 毕业之后你在都昌教书，教了十二年，然后又考研到读研，这期间自己经过了哪些变化，为什么有这些决定？
摩罗：从1981年起，我在都昌从事中学语文教学工作12年。整个八十年代知识界都很热闹，大家激烈批评传统文化、热心引进西方文化，颇有凤凰浴火而新生之志。我那时利用业余的点滴时间，一直在尽量读点书，尽量关注知识界的热门问题，千方百计跟知识界保持一致。那时候最想做一个知识分子，以便像我所尊敬的那些人物一样慷慨激昂地指点江山。都昌偏居僻壤，要做知识分子就必须到文化中心去，所以后来不得不以考研究生的方式离开都昌。
    当然，在都昌的整个时期，我的文学情结一直很强，阅读文学作品一直占有相当比例。
    要说这12年有什么变化，那就是1985年我24岁的时候，我感到阅读那些前辈贤哲的作品，基本上都能透过文本理解他们对于世界的善意和爱心，以及那些思想和主张的跟他的善意和爱心的逻辑关系。此后无论读多么伟大的著作，都觉得是在跟作者一起研究如何关怀这个世界，如何经过自己的努力让这个世界变得合理一些、美好一些。

大江周刊： 你先后有两段大学经历，而且前后隔了很长时间，分别是在九江师专求学和华东师大读研，前一段学习经历你有过很描写，我想知道华东师大那段学习经历对你意味着什么？你的人生观发生了哪些转变？能否讲讲你的心路历程。
摩罗：我在华东师大主要忙于谋生，并没有经过什么系统的学术训练。华东师大对我来说，就是让我在一个学术环境中被整体地熏陶了一下。我原先基本上是“独学”，《礼记》说“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经过华东师大的熏染和打磨，我大概显得不十分孤陋，不十分寡闻。实际上我后来几年写的文章，主要靠的都是我在都昌时期的积累。但是如果没有华东师大那几年的熏染和打磨，我那些往年的积累就没法用那种看起来似乎“不十分孤陋，不十分寡闻”的方式表达出来。简单地说华东师大就是给我成熟地表达自己呵了一口气。没有这个机会是不行的。
    不过，迄今为止我表达得最为彻底、最有精神深度的文字《咀嚼耻辱》（1989年）和《站在自己的墓碑上发问》（1990年），都是写于入华东师大以前，这一点是回答你的问题时突然想到的，我为此感到奇怪。这些作品分别发表于1998年和2002年。也许可以这样说，经过华东师大呵一口气，人们愿意把我当作一个读书人接纳，否则我这些文字是很难与读者见面的。此后我的文字中能与之相媲美的也许只有长篇小说《六道悲伤》（1999-2004年）。
    华东师大时期我个人特别重要的思想事件是，我强烈感受到了生命意义问题，也就是人类生命的终极价值问题对我构成的巨大压力。以前我的精神资源主要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五四运动所标榜的人文主义、人道主义、理性主义和以进化学说为基础的革命理论，当一个知识分子差不多是我的最大愿望。但是在华东师大时期，我突然觉得这些资源无法为我提供生命的终极意义。尽管我1990年写作的《站在自己的墓碑上发问》就是探讨终极价值问题的（2002年发表以后，一些基督徒朋友认为那是我最重要的文字），但那时这个问题在我精神生活中还没有成为压倒一切的问题。后来在很长的时间里，它占领了我的兴奋中心。

大江周刊： 你的一些作品，涉及对于传统文化、文革以及知识分子的反思与批判，而这些批判在你看来，你所批判的核心要旨在哪？
摩罗：我的那些言说，其思想背景就是我刚才所谈到的人文主义、人道主义、理性主义和进化学说，核心要旨就是强调应该把人当人看，应该尊重生命的尊严。生命的尊严一直是我所强调的核心价值。

大江周刊： 不管是五四还是现在，很多文人都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鲁迅概括中国礼教文化是人吃人、王国维批判传统文化美学没有“自我”、柏杨批判中国文化是酱缸文化，可以说都涉及我们传统文化的要点，你觉得根源在哪？能否作类似概括？
摩罗：任何概括都是以牺牲其他内容、遮蔽其他特征为代价的。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称霸世界，亚洲、非洲、美洲、大洋洲的居民遭到他们的残酷屠杀，这些地区的金银财宝和各种财富一次次被他们洗劫。在这种现实格局中，几代中国学人将欧洲的强势文化看作具有力量的主流文化，将自己的文化看作劣势文化。中国人对于中国文化的批判和反思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几乎不可避免地带有自虐的倾向、矫枉过正的倾向。所以，我认为以上那些前辈贤哲的反思，都应该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上予以重新反思。自从西班牙人侵入美洲以来，真正撕下文明的面纱，露出赤裸裸的猛兽面貌、干尽杀人越货勾当的，毫无疑问是欧洲人。这个世界最需要反思的文化，是欧洲人的文化：为什么对自己又是人权又是民主，对外国外族却尽干种族灭绝的勾当？难道上帝说过外国人就没有“天赋人权”吗？

大江周刊： 从98年《耻辱者手记》到2003年《大地上的悲悯》再到《第一年》，这些书都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你最喜欢哪一本，能否简短谈谈书中你所想表达的核心。
摩罗：我刚才说过，我表达最彻底的文字是《咀嚼耻辱》，它编入《耻辱者手记》。这本书是我前半辈子的总结，凝聚了一个生活在最底层的读书人的主要感受和思考。这本书的主题极为浅显，那就是：每个人都应该像人一样受到尊重。这是底层人最紧迫的精神需求。《大地上的悲悯》思考的空间广阔一些，精神的触须伸得遥远一些。书中除了宣讲上述那个浅显主题之外，还十分强调对于社会、群伦的精神超越。那些年我对基督教充满向往，所以基督之爱在书中时有显现。《第一年》则是我将所有的人间关怀、人文之爱投注到一个具体小生命（我的儿子）身上的忠实记录，它集中表达了一个我以前一直忽略的主题：生命的底色是欢乐。无论世间有多少苦难和哀愁、多少阴谋和罪恶，可是生命的底色永远是欢乐。正因为这样，生命永远是可爱的。我每天都从一个婴儿身上深切感受到了这一点，所以这个观点和感受是如此坚定不移。

大江周刊：有些知识分子把自己的闭锁在专业化和分工化的学问中，不具有实践或应用的想法，从你的思考来看，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真正角色应该怎样？
摩罗：我从1999年以来，不再使用知识分子这个词，而是用“读书人”取代之。《耻辱者手记》谈论知识分子问题很多，对这个群体有过多的要求和期待。现在想来这是有问题的。读书人也是社会各种群体中的一种，它跟其他群体一样平凡，一样世俗，我们对它怀有超过其他群体的期待，这本身就是错的。
    手工人靠手艺谋生，公务员靠公职谋生，读书人靠知识谋生。这三者是完全平等的。我们常常要求公务员和官员做社会公仆，要求读书人做社会良心，这些要求实际上是对他们的拔高，也是对手工人等其他群体的歧视。我们装修过房子的人都知道，整个施工过程中，我们都一直把手工人当作潜在的偷工减料者来防范，所以合同订得特别仔细，还要亲自监工。如果一视同仁地对待其他群体的话，我们就应该把公务员当作潜在的贪污者来防范（因为他们掌握着社会财富和资源的支配权），把读书人当作潜在的说谎者来防范（因为他掌握着话语权）。对读书人怀有特别多的期待，是我们脑子里的圣人传统在作怪，老觉得读书人就是潜在的圣人。我希望中国人早日破掉这个历史的幻梦。
    “知识分子在社会的真正角色应该怎样？”——我不说应该怎样，我只说实际怎样。实际是：为自己和自己的群体争取最大的权利，这个“权利”包括表达自由权、金钱、官职、名誉等等。其实每个社会群体都是这样，只是有的群体比读书人更加没有条件争取到这些权利，有些群体比读书人更容易获得这一切。

大江周刊： 不知什么时候开的博客？我最近在看上面文章，其中有对社会问题如教育、假日等评论，这是否是你关注方向的一个转变？国内一些公共知识分子如连岳、于建嵘、孙立平纷纷走上前台，在报上开专栏，发表对社会问题的看法，你如何看待这种推动作用？
摩罗：我是2006年10月在新浪网第一次开博，主要是发表一些旧文章，不像于建嵘、孙立平的文字那样具有强烈的现实介入感。我很难在时事层面跟现实对话，只是在文化现象、精神现象上可能构成一定的对话关系。尽管我刚刚说过对读书人群体没有过多期待，但我并不否定有一些读书人在反对社会黑暗面、维护公众利益上具有突出的、令人肃然起敬的表现。我经常阅读这些人的文章，对他们每个人都特别尊敬。
    即使如此，我也不认为读书人群体比其他群体更加值得尊敬和期待。比如为了反对黑心老板在工资上赖账，有的当事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有的人为了反对贪官黑官不得不身陷囹圄，这种行为实际上是对社会的贡献，而读书人至多不过写几篇文章。我的结论是，这个社会有不少正直人士、杰出人物在为公众利益做出贡献和牺牲，这些正直人士、杰出人物分散在社会各种领域，并不集中在读书人群体之中。读书人一旦成为这样的正直人士、杰出人物，更容易被社会其他群体所了解、所关注，那是因为读书人的特点就是以文字、言说来表达自己，他们占领着报纸、电视、互联网的绝大多数空间，最容易被公众所知。我们不可因此就以为整个读书人群体都是可以仰仗的公平、正义的化身。
    社会的公平是靠全社会的人维持的，读书人不可能比其他人做得更多。等着他们当救星就像等待清官当救星一样，只会落空。

大江周刊： 中国教育特别是语文教育是你经常提起的，你觉得现阶段教育缺失在哪？如何改变？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中你提到乡土文学都不是实际意义的乡土文学，你认为什么才是？
摩罗：现阶段的教育主要问题有三个，第一，意识形态色彩太浓，这方面的课程占比例太大，而且从小学到博士生一直在重复同样的内容。第二，教育资源太单一，天天在讲精英人物如何说，对于底层人的文化、思想、状态漠不关心。底层人的生活实际和精神文化完全被排斥在教育资源之外。第三，教学方法过于刻板，老是把学生的脑袋当作文件柜，将那些精英人物的教化内容和官方意识形态内容强行堆叠进去。
    这样的教育培养了对于底层人的歧视和偏见，所以我们的乡土文学只能写出对于乡土社会的诬词。真正的乡土文学应该是站在乡村居民的立场上，表达乡村居民自己的生命欢乐、现实困厄、精神向往，而不是由别人用启蒙的、怜悯的、批判的甚至蔑视的眼光来说三道四。中国目前的乡土文学都是用自以为是的精英眼光来审视、批判乡村居民的精神文化，这是对乡村文化的不尊重，对乡村居民的精神生活的歧视。五四运动时代，精英群体的这种表现严重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

大江周刊： 如何看待学术与思想？是学术重要还是思想重要？有关心你的人曾说希望看到你思想的光辉，但又担心你会走上沈从文先生的老路，你如何看？
摩罗：沈从文的道路没有大错。一个人年轻的时候总是敏锐而又激情，急于表达自己的独特发现。这时的写作和言说自然个性色彩鲜明一些。等到年纪大了，经历多了，就对人类的文化传统有更多的体会，于是就更愿意在传统的序列之中进行微不足道的、添砖加瓦式的建设。沈从文在时代冲击中被迫改行，倒是歪打正着地成全了他，使他一生中两个时期各有成就。如果没有这种外力因素，他的后半生将在想持续年轻时代的写作却又无法持续的焦虑中虚度。个人的激情和创造性总是有限的，即使是像马克思那样伟大的人物，他也只能在进化论和欧洲中心论的框架之中说话，他革命革了一辈子，最后也不能不承认，他只是欧洲学术传统中的一个杰出学者，而不是打破这个传统的人。

大江周刊：“正视淋漓的鲜血，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农村这个话题是绕不过去的。你在江西农村出生、又在江西农村从教十余年，作品中充满了对农民悲苦生活的怜悯和自身内心的矛盾，能否谈谈对农村感情的心路历程？胡平采访你的《我是农民的儿子》，看后我心里也久久不能平静，言及的问题实在太多，你觉得核心是什么，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哪些方面的推动？
摩罗：感谢你提出这个问题，就像我对胡平先生给我提供机会第一次谈论农民问题充满感激一样。我越来越发现，“我是农民的儿子”是对我的身份和状态的最准确概括。这种身份的确认帮助我成为一个成熟的文化人。
    我目前正在进行乡村居民的精神文化研究。自从阶级社会出现以来，底层人永远住在乡下，他们的精神生活和文化权利一直得不到精英群体的尊重，甚至无法进入精英群体的的视野。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贤人圣哲，一开口就是“乡野妖人”、“愚夫愚妇”。一生致力于平民教育的晏阳初先生，用“愚、穷、弱、私”四个字概括乡村居民的特点，这里“穷”和“弱”是客观描述，基本准确，“愚”和“私”是主观评价，这个评价带着精英人物的严重歧视，好像精英群体就充满智慧和大公无私。我出入于精英群体的各种集会，经常听见这些精英人物脱口而出“黑暗的底层”，连真正底层出身的精英人物也喜欢这样说话。精英群体对于底层人的歧视和偏见已经严重到了“愚”和“私”的地步，他们甚至不惜虚构一个“黑暗的底层”，来显示自己的智慧和优越感。
    我以前也跟这些精英人物一样对我所来自的底层怀有一定程度的偏见。经过十几年来对精英群体的观察体会，以及对社会整体的观察体会，我终于觉得，精英群体的黑暗、无耻、下流并不比底层为少。人类的罪恶和无耻是相通的，而没有阶级区分、民族区分。就民族而言，西班牙人认为印第安人野蛮、英国人认为中国人野蛮、德国人认为犹太人是劣等民族、美国人认为阿拉伯人是劣等民族，都是没有依据的。就阶级而言，上流社会认为底层人比自己更加贪婪、无耻，或者底层人认为上流社会比自己更加贪婪、无耻，也是没有依据的。世界上只有一个人类，只有一种人性。中国一部分精英人物认为中国人相对欧洲人来说具有国民劣根性，而且认为中国底层人相对上流社会来说具有更多的国民劣根性，所有这些都是走火入魔的愚顽之见。
    我当然知道底层人有缺点，但是我认为那些缺点都是人的缺点，而不是底层人的缺点。如果将精英人物移植到底层群体之中，他们的无耻和黑暗更是大大超过底层人的表现。从那些偶尔落难的精英人物的回忆录中不难发现这一点。
    要想改善乡村居民的生存境遇，核心问题是对他们的生存权利、文化权利、公民权利予以尊重和维护。此后几年我将继续致力于乡村居民精神文化的研究，目的在于维护乡村居民的文化权利。

大江周刊：你的文章大多是一种批判，如对传统文化、知识分子、教育体制、农村制度等，你的朋友吴洪森在《因幸福而哭泣》序言里提到，一个知识分子仅仅批判是远远不够的，仅仅批判只是担负起知识分子很小的责任，放弃创造的追求和努力，就是放弃了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主要责任和贡献。“只有创造才能真正战胜黑暗”，不知你如何看，在创作方面是否有所体现？
摩罗：我理解，批判就是指出某棵树长歪了，建设就是让自己长成一棵正树。事实上我1999年以来对于“某棵树长歪了”的言说不再感兴趣，我一直在研究如何让自己长成一棵正树。我刚才说过，此后几年我将继续致力于乡村居民精神文化的研究，目的在于维护乡村居民的文化权利。我的这种工作就是让自己长成一棵正树。我认为这就是吴洪森所说的创造。

大江周刊： 鲁迅晚年将笔作为投枪和匕首，最终的结果，只是他自己被政治化为神，他所批判的现象依然存在，有些方面甚至更为严重，而钱理群评价你为“鲁迅之后中断的精神战士谱系续接上了，”你觉得你的书对当今这个社会有什么作用呢？你如何看待余杰、钱理群等人对你的评价？
摩罗：钱理群所谓接续“鲁迅之后中断的精神战士谱系”问题，决不是对某一个人的表扬，而是对于时代的一种呼吁。这些年来我常常忘了《耻辱者手记》究竟说了些什么，不愿意回想它的内容，我想忘掉它而进入一个新的状态。可是，每当有年轻朋友告诉我，他在精神困惑时期从《耻辱者手记》中汲取了力量、受到了启示，我又难免暗中欣慰。
    不管这种著述是否有用，以后我可能不会再写这一类著作。最近几年，我将站在乡村居民的立场上，对乡村居民的精神文化进行描述、展现和分析。我把这项工作看作我的文化使命。

大江周刊： 我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我知道和我一样有很多迷茫的青年处于这个特殊的时期，自己应该如何应对这社会呢？
摩罗：从前几年开始，钱理群先生在各种场合反复讲一个短语：希望年轻人“沉潜十年”，我从这个短语中受益甚多，今天借这个机会将它转赠给你。青年人充满热血和激情，不浮躁是不可能的，但是一定要在浮躁的同时，对于人间社会的建设和自身精神的建设花一点功夫。回顾个人历史，我的青年时代花在浮躁上的时间多了一些，花在建设上的时间少了一些，这是令人遗憾的。我希望你在二十年后回忆往事的时候，这种遗憾感比我少一些。
    所谓“沉潜十年”，就是扎扎实实研究十年问题，然后在最深刻的层面，以“飘风振海、疾雷破山”（《庄子》语）的磅礴力量，与现实对话，致力于现实社会的改造和建设。那时候你将是一个有主见、有智慧、有力量的人。
    如何研究问题，我有一个出自我个人经验的忠告。研究问题应该从读书和现实考察两个方面进行。光读书是不够的，一定要深入实际，到那被社会学和人类学称为田野的地方，亲自进行调查研究，获得第一手资料。中国历史上过于重视“圣贤之书”，大家一味咬着圣贤的舌头说话。如果永远这样，中国的文化、学术、思想就很难发展。好在中国目前有大量的NGO组织，他们日夜活跃在田野之中。中国还有大量学者正在进行社会学、人类学研究，他们中有一小部分人很重视田野调查。我认为这些人和这种方法代表了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新希望。
    说得明白一点，就是要走到底层群体中去，研究一些切实的问题。因为文化人本来生活在精英群体之中，一旦走向底层，他对社会的了解和研究就更为全面，他对社会整体的理解就打通了。一个年轻人如果仅仅满足于在精英群体中展现才华和智慧，他就只能说些人云亦云的废话，而很难有什么建树。真正的建树都是从泥土中来的。晏阳初、梁漱溟、费孝通，都是从泥土中成长起来的。

大江周刊： 能否谈谈你现在的生活？我知道摩罗和鲁迅有关，最后想知道当初为什么取摩罗这个名字，具体什么时候取的？
摩罗：我现在除了少量的教学任务外，就是从事学术研究。这几年我正在逐渐离开文学，进入一个没有学科归属的学术状态。我正在对乡村居民的精神文化进行比较全面的研究，尤其对他们的宗教起源、宗教仪式、艺术体系进行研究，为此我在人类学、宗教学、宗教政治学（我杜撰的名词）、神话学、史前文化艺术、社会史、政治史、殖民史、乡村社会学、动物社会学、中国传统文化等方面远远地进行学术准备，从2008年开始我将一边进行田野考察，一边就我的研究主题展开著述。
    1987年4月，我在《上海文学》杂志发表第一篇小说的时候，第一次使用了“摩罗”这个笔名，那意思是难做“真的人”，只能勉力做一个叛逆的魔鬼。1999年我彻底知道自己的想法错了，做一个叛逆的魔鬼跟做真的人同样艰难，只是以前我不知道而已。也许可以说，“叛逆的魔鬼”跟“真的人”本来就是同一个意思。笔名无非是对自己的一种鼓励，可是当年我选择的这个鼓励来得太重了。要知道很多年轻人都有点“心高气盛”，我当年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