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刘兰花  摄影/喻云亮

葛剑雄，祖籍浙江绍兴，1945年12月出生于浙江湖州，历史学博士，现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并任国际历史人口委员会委员、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等。从事历史地理、中国史、人口史、移民史等方面研究，也关注社会和自然各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著作主要有《中国人口发展史》、《简明中国移民史》、《中国人口史》（第一卷）、《行路集》、《碎石集》等，并乐于在媒体发表意见。因专业考察和业余兴趣到过全国各地和五大洲数十国家。

无论在历史人文学界，还是在公共知识分子领域，葛剑雄教授都享有盛誉。在专业领域，他著有《中国移民史》、《中国人口发展史》等专著，可谓著作等身。在公共领域，也时常能读到他的随笔与评论，言辞犀利恳切，是当下比较关注公共领域的知名学者。

身兼学者与公共知识分子，葛剑雄教授在 “出世”与“入世”中轮回从容。

不做书呆子，足迹遍天下

葛剑雄走过西藏雪域高原，也踏上过南极大陆，足迹遍及五大洲。

作为学者，葛教授的″旅行″经历算多的了。一次在西藏阿里，一行人将车停在山路上休息，可是车子竟突然下滑，周围光秃秃的，连石头都没有，大家几乎都以为“完了”，幸而车滑行一段时间后自己停下来了。但这些都从未阻止过葛教授的步伐，除了做研究，葛教授还有更多的考虑。他曾以近六十的年纪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参加南极考察。这恐怕是一般人文学者不曾想过的事。他说：我在那里可以更好地思考许多问题，比如说，中国是怎样一步步走向世界的？这一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对于中国的今天及未来有什么借鉴和帮助？又如，未来的发展与海洋、极地的关系如何？海洋、极地在中国未来发展中处于什么地位？”

“好为人先”就是敢为人先，是勇士风范。科学的主旨在于创意，人文学者离开书斋，走向社会，了解实际，已很可贵，将独处于一种难以自解的寂寞与孤独之中，更是对人生的一种考验；葛剑雄能于寂寞、孤独中，求不寂寞、不孤独。葛剑雄的人生也并非一帆风顺，在他的求学之路、治学之路以及探索之路上，都曾经遇到许多艰难险阻，而他却又总是能以沉着的心态和坚韧的毅力，一步一个脚印地越过道道难关。

“文革”期间，葛剑雄是中学教师，那会儿大多数教师工资不过四五十元，但他还是想办法使生活变得有声有色，比如请物理教师花25元钱装个立体声收音机，花80元钱组装一台黑白电视机等。也许正是这样的经历造就了以后的葛剑雄。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33岁的葛剑雄以专业成绩第一的身份，考中复旦大学第一批历史地理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师从著名的历史学者谭其骧教授，从此与历史地理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正因为开始得晚，又缺少大学的正规训练，葛剑雄深知只能以勤奋来弥补不足，1983年他被破格授予博士学位。葛剑雄先生家乡流传的一句“孔夫子不说隔夜话”，道出了中国的传统经典就呼吸在我们的身边，它已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这句朴实的话也说明了经典并不是高高在上的，它就像我们的朋友一样与我们在默默交流着。中国的传统经典就这样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葛剑雄先生的人生旅程。

葛教授的为人一如其朴素的衣着一样朴实，其朴素的叙述张扬着智慧和思想的震撼。葛教授说，他没有座右铭，如果将座右铭理解为自己做学问及做人的信念的话，可以用这样的话：“不做书呆子，不当伪君子”。

                   南昌大学一席谈

5月12日，葛剑雄教授为江西南昌大学名家讲坛带来一场 “追寻玄奘的足迹——中亚、南亚五国之行”的学术报告。他头发略有花白，举止平和可亲，分明是一个严谨沉静的长者。

2006年11月葛教授随中央电视台“玄奘之路”车队完成了为期四十天的中亚、南亚五国的考察。“玄奘之路”是央视举办的大型文化活动，参加者有学术界、媒体、商界的精英和社会公开招募的精英。而追寻玄奘的足迹，探索古代文化，亦是一场精神之旅。讲座中葛教授展示了大量此行的资料照片，中亚、南亚地区的自然风貌、历史建筑、茫茫雪原、天山脚下的荒原、废弃的城堡与清真寺等异域风情令人神往。异国风情、沿途见闻，葛教授娓娓道来，听众仿佛置身其中。

葛教授说重走“玄奘之路”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精神之旅，宏扬了当时的精神。中国的文化总体上来说，开放程度不够。历史上有很多探险、旅行都是业余的、非专业的，盛唐时的中国是泱泱大国，对外交流也还远远不够。

对于我国与中亚、南亚等邻国关系，葛教授说：“我到过几十个国家，真正发自内心欢迎我们中国人的是巴基斯坦人。而这种受欢迎程度也是直接由两国人民长期的情感沉淀所决定的。”在提到中印关系，2006年也是中印友好合作年。中印两国历来多纷争，厉史上曾出现 “麦克马洪线”争端以及中印1962年的战争。葛教授认为：“为什么要有与印度的破冰之旅，印度是我们的邻国，而邻国是无法选择的。作为大国，最大限度地争取双方之间的合作是在面对当前世界格局时所必然的要求。”谈到邻国问题，葛教授提及他到日本考察时，曾和当地学生说过的一句话：“我们不应该敌视，不为别的，就因为我们是邻国才更应该联合起来。”

谈到印度目前的生活水平时，葛教授很有感慨地说道：“印度虽然目前经济水平比中国差，但是它作为一个民族，也有值得学习之处。就像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是比以前翻了好几倍，可是基本是人人都不满足。而为什么印度那么多穷人还能够把钱赠交给一些宗教组织，这是一种精神追求，我们国人对现状的不满足值得反思。”

在谈到中国历史上元朝时期，葛教授说道：“成吉思汗铁骑一路西扩，征服了很多民族，在元朝是建立起了蒙古帝国，然而蒙古的落后生产方式没有影响当地文化。适应当地文化的先进文明是会长期保存的，无论是外族野蛮的征服还是逐渐的渗透，都无法改变。蒙古帝国建立起来了，但实际上它并不是统一的，相反，蒙古人被慢慢同化了。所谓军事上的征服者，最终都成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而这跟历史上很多帝国的扩张是不一样的，像俄罗斯历史上向中亚的扩张，伴随着文化的渗透，到现在中亚很多国家都是说俄语的。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民族诸因素作用下，‘惟是人文足千秋’”。

面对面

南昌大学研究生：葛教授，我有个疑问，佛教发源于印度，现在有几十万人在印度信佛，宗教作为一种文化，它的兴起与发源地有何关系？因为现在很多人批评我们中国的孔子与儒家文化，但是儒家文化在我们中国没有得到很好的传承，您怎么看？

我是学新闻的，我想请问大众传媒在传承文化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比如凤凰卫视要传承儒家文化与佛教文化，它应该怎么去发展？

葛剑雄：第一个问题，宗教信仰信息的传播是有客观因素的，但更主要的是主观因素，为什么佛教传不到中国？主要是因为佛教并不强调与政治结合，更多的是强调个人的修为与个人的解脱，其他的宗教比如伊斯兰教、基督教等都曾经与国家政权相结合，成为治国的理念或者工具。

中国的宗教应该放在什么位置？我认为一个社会需要各种精神的支柱，儒家的学术是有很多优秀的地方，但它主要是通过自身的修养，比较适合社会的上层与中层阶级。中国的很多农村还是讲究“因果报应”，人不懂得敬畏就什么都不怕。中国真的需要各种适合不同层次的人的新信念，这不是简单的政治理论，而是需要找到好的契机。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媒体宣传观的。我们做事不可能去钻研一点点，我们的学习都是不够的，中国所有的人学习都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全面的学习。小说是小说，历史是历史，因为现在很多电影与知识都是通过媒体在传播，所以媒体要保持正确的历史观，片面的舆论会造成众多误导。

本刊记者：您去过很多地方，西藏、非洲、南极，能否说说您在行万里路时内心最深的感受与最大收获呢？

葛剑雄：“行万里路”最大的收获是亲身体会与不可复制的心情感受。比如我1990年坐火车，从上海到北京，经过乌兰巴托到莫斯科、德林、巴黎、马德里、巴塞罗那，全部都在火车上，然后按原路返回，虽然很辛苦，但是我看到了即将崩溃的苏联。在红场上告地状的人挤得满满的。甚至我在餐馆喝汤，有人问我是否好喝，我说，阿拉索，他说不对，我们格鲁吉亚的汤是最好的，莫斯科的汤是不好的。我在火车包厢里，一对俄国的夫妇告诉我很多情况，所以我完全是亲身体会。

我到东德，当天晚上我在柏林，时间太晚我不敢走了，检查的人问我到哪里？我说我去西柏林，他问我为什么不过去，我说太晚了，边界关了。他说，不，我们现在已经统一了，你可以通行（其实统一仪式没有举行）。我过去居然没有人检查我。第二天我走在柏林墙上，我看到很多人在拍照，有些人带着锤子敲下一小块作为纪念品带走，墙后面都是反对共产党的标语。我到人民堂，发现里面空空荡荡，门庭冷落，只有一辆破的吉普车，好多人无所事事，到处游荡.我看到了德国统一前夕的一幕真实场景。

2000年3、4月份台湾大选期间，我到台湾访问.我亲眼看到国民党“百年老店”的下台。投票前一夜，我到选举宋楚瑜的地方，人都挤不进去，有人给我一面国旗，说让我支持宋楚瑜；我到选举陈水扁的地方，车开不进去，人也同样进不去；我到中正纪念堂，选举连战的地方，里面人大批的往外走，每人拿500新台币，旗子可以一大把随便拿，电视台的人看上去很热闹，其实稀稀拉拉的，我站到主席台前拿摄像机记录，我觉得国民党大势已去，明天肯定是宋楚瑜与陈水扁的竞争。这种感觉如果你不在现场是永远不可能体会到的。

所以我跟研究历史的人说，你看懂字面的意义不算了得，真正的本领是读懂字后面的真正含义，这就是社会的现实。

本刊记者：近些年来常在很多媒体看到您的时评杂议，许多学者也如您一样屡屡走出书斋更多地参与社会传播，很多时候学者也能名利兼收，对于此种现象您是如何想的？

葛剑雄：我理解的知识分子是不一样的，以前毛主席说中国有500万知识分子，包括高中生，但是我不认为这是知识分子，这只是专业人员。我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除了从事自己的主业外，他更多的是关注社会，不局限于自己的专业，关注的范围是超出自己的专业，是通过自己的知识与专业知识来关注社会。这样的人既有社会责任感又有一定的能力，才能称为知识分子。社会不能够要求所有的人都做知识分子。

我觉得真正的知识分子要淡泊名利，但是该是他的还是他的。比如社会给他的稿费与报酬等，这是正常的。我觉得知识分子不要做书呆子，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理想去生活。

社会真正的理念是不能够要求每个人都做君子，但是另一方面更不能够做伪君子。有些人为达到目标，不惜败坏了知识分子的声誉。

当年我到江西的流坑村，那里民风很淳朴，但是我觉得生活环境比较糟糕。有些人居然说这样的环境好，我认为不能要求我们的民族永远停留在明代、清朝，应该把保护古迹与改善生活一起去做，但是我们现在都做不到。我很坦率地说，包括我自己有时也做不到，我有时比较书呆子，但是我比较谨慎。

在当前环境，我觉得不要为了获得一时的名声故意说些过激的话，挑起社会的矛盾等等。我们是做学术研究的，是无限期的，但是应用学术成果的时候要选择适当的时机，要以社会国家大局为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