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超，上海嘉定人，1944年生人，国家一级美术师，现任江西省文联副主席，江西书画院院长，中国美协理事，省美协主席。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代表作品《众志成城》、《顶梁柱》、《钢筋铁骨》等曾屡获国际、国内及省级大奖，作品被中国美术馆、中国画研究院、毛主席纪念堂等单位及海外收藏界收藏，出版有《蔡超现代水墨画集》、《蔡超画集》等。被授予“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全国五一劳动奖章”、“97中国画坛百杰”等荣誉称号。其艺术成就被收录在中国名人研究院、美国纽约传记研究中心等国内外30余种机构编撰的辞典中。

 

久闻蔡超先生盛名，一直想领略先生的风采。初次见面，他的长者风范、平易近人让人一散心头拘谨。

蔡超先生自幼经受磨难，四岁时右腿脱臼，为庸医误诊，致终身残疾，青年时，求学无门，文革中迈入社会参加工作，却因种种不合时宜而饱受磨难。先生执著于国画艺术的追求，矢志不移，在常人无法体会的艰难中行进，在动荡不安的年代，在最容易沉沦的岁月中汲取能量，激发天分，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

北宋江西名家黄庭坚诗曰：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艺术之路的身后何尝不是多年的夜灯苦熬。蔡超先生的艺术生涯向世人诠释了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境界。

现在的蔡超先生经常要去参加一些全国性的美术评选活动，也经常要出国参加画展与文化交流，事务繁忙的他内心却永远有着一方宁静的艺术圣地，有着自己笃定的艺术追求。

 

关于成才

本刊记者：中国书画界历来讲究师道传承，您作为一个自学成才的画家，一定有着不同寻常的感悟，能描述一下您当时的生活、修炼状态吗？

蔡超：我父母文化程度不高，属于普通的城市平民，也没有刻意要培养子女成才的意识。四、五岁的时候我右腿脱臼，被医生误诊，造成了终身残疾。那时候很少和其他小孩一起玩。因为这些遭遇，我小时候就想学医，但是在那个时代是不可能的，我报考了医学院，在最终复检时被刷下来了。小时候，喜欢翻翻小人书，后来这也成为了我的财富，曾经也想去做编辑记者，却没有想到今后会从事美术，当时也没有绘画的特长与爱好。

这些年来我都是一步步走过来的，早在20多岁时就有些作品发表，慢慢在全国也开始有了些影响，走上艺术的道路，总的来说还是比较顺心的。因为没有考取大学，我父母开始考虑我的身体与未来。我最早进的单位是南昌市书画之家，象荣宝斋、上海的朵云轩之类的经营笔墨、纸张、书画的单位，有机会与画家们打过交道，做些展览等，文革后这个单位就没有了，我当时做学徒，主要是站柜台、刻钢板等，进步还算快，在这之前我做过很多临时工，比如贴海报、到仓库做临时工等。在单位那时候我每个月的工资是8元钱，我的工资则刚刚够自己吃饭和买绘画材料。

当时父母也没有想到我会去学画画，我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画家，仅仅是为了生计，但是进入这个行业后，有些埋藏在心里的梦想就出现了，一下子潜能就发挥出来了。最初我跟画家黄秋园学过一段时间的山水画，后来又跟黄本贵等画家改学人物画。

在文革的经历对我的成才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也经历了风波，当时我在学校当过团支部书记，我被当作团内走资派，挨过斗，这段经历对我今后人生观的改变起了很大影响。我参加了一年文革，剩下的九年我的全部经历都在画画，也可以说是修炼的过程。当时江西日报也经常有我的作品出现，经过磨练后，我主要做历史创作，那段时间弋阳、萍乡、安源、井冈山、赣南等地我都跑遍了，这段时间的经历与艺术创作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当时也有一些美术学院的老师以及国内知名画家都在江西创作这些题材的东西，但是无形中我进修了九年的绘画创作。

文革时我就创作过连环画、木刻、油画、版画等作品，一直连续参加全国美展，大多数是表现革命历史的题材的作品和一些农村题材的作品，全国也发表得不少，我文革最有名的画是《毛主席农村调查》。我的画力求跟着时代走的，在思想上谈不上先锋与前卫，在艺术上追求平民化、雅俗共赏，我虽然前进的步伐走得慢，但是我走得很扎实。

奠定我的地位是我创作的80、90年代的工业题材，工业题材是我创作中的亮点，获了不少大奖，为我带来很多荣誉与学术影响，成为全国美术界这方面的代表人物。

 

本刊记者：用中国画来表现现代工业题材，是您作品中的亮点，当初怎样想到契入这一领域的？

蔡超：工业题材确实是我的创作中一个转折点，当时刚改革开放，也有很多人跟风学习西方现代艺术，我也在考虑自己艺术向何方，我觉得还是要在生活中与时代变化上求新求变，差不多我每个阶段都在调整自己的题材。提出新的创作命题与追求。当时工业题材在我国的创作中属于薄弱环节，画得人很少，成功的作品更少，我想我们的国家是由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我应从这一契入点找到自己的艺术前进方向。我在艺术道路上还是比较顺心，其原因是因为我每一步都没有走歪，我不跟潮流，因为潮流总是在变，我是从艺术所走的道路、表现的内容来不断改变与调整的。

 

本刊记者：您是个多面手，工业题材主题和传统国画主题您都有涉及，是技巧使然还是生活环境的影响？

蔡超：技巧与生活环境的影响，两者皆有。虽然江西并不是工业大省，但现代艺术审美观很讲究画面、讲求构成，我总是从生活中去找这种美的理念。如果你到国外去参观的话，装饰艺术中有很多学问，我就是在这里找突破点，它有个观念与强烈的时代感在里面。

 

 

本刊记者：您和潮流总保持着一定距离，背后会有失落感吗？

蔡超：有失落感，这是实事求是的内心感受。当时很多油画、国画的创作者都在改变，但是事实证明有些人的创作观念改变大都失败了，有一点是不能够改变的，那就是不能脱离中国国情。潮流也必须按照中国的土壤与发展的轨迹来改变，需要整个社会发展能够容纳它，艺术界、理论界有个别人虽然可以捧红它，但是终究会被时代所湮没。

 

本刊记者：20世纪80年代现在已成为很多文化名人包括陈丹青、何多苓等当代画家回忆中的理想时代，您的很多代表作诸如《杂货铺》、《吊装》也是成就在那个年代，您眼中的八零年代是什么样的呢？

蔡超：我觉得80年代最大的优势就是它是改革开放的年代，当时在彷徨的十字路口，每个人都有选择与寻求精神解放的机会，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艺术道路和追求。

比如前卫艺术、观念艺术也有非常合理的因素，它有装饰的作用，但是也有不合理、不合中国审美理念的因素，特别是很激进的寻求感官刺激与颓废的西方现代艺术在中国是没有土壤的。这个年代为人们提供了各种营养与更多的机会，主要是看自己是否能够把握自己的命运，这个是成才很重要的因素。艺术家的成才比率非常低，不到10%，真正要在艺术上有所作为的不到5%，这实际上也是个大浪淘沙的过程。

 

本刊记者：在您的事业中，有没有对你的影响或是帮助最大的人？

蔡超：有，因为我就是爬着别人的肩膀上来的，不是说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吗？我就是在不断地寻找巨人。学画的阶段，譬如我跟着山水画画家黄秋园，我画画总是找当时水平最高的人，因为我没有读过大学，大部分都是“偷学”来的。

我现在经常参加一些美术评选大会，作品在不断地筛选中也提高了我的鉴赏能力，形成了我的眼光，同行之间的交流以及切磋，增加了我的知识量。老师培养学生的过程中也是个吸取精华的过程，老师与学生也是个相互学习的过程，共同进步，向上攀登。

在我走向画画的道路时，我更多的是仰视这些大师，亦师亦友，现在平视多一点，也不是我眼光高了，而是一个不断学习进步的过程。我现在与全国顶尖的画家在一起交流有着两个方面的感触，一是压力，如果我名不符实，人家不会认可我；二是动力，它给我提供了学习的机会，让我保持不懈前进的动力。

 

关于社会

本刊记者：因了“八大山人”，南昌可算是中国画坛的圣地，明末清初有个江西画派在江淮地区也颇有影响，您对南昌乃至江西书画界的传承发展有何见地？

蔡超：江西是个人文汇萃的地方，但是现在江西与周边省的差距还是很大。江西是个儒家思想非常深刻的地方，但是江西的舞台有其局限性，对江西人成才有利有弊的东西都存在。

江西画派是个历史现象，它是历史回过头来，通过距离看，然后总结这些画家的现象，在当时并不是有这样的画派，是后人为了研究和归纳所提出的，比如长安画派、“扬州八怪”等，罗牧是真正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到江西画派的。江西出现过一些大师，比如黄庭坚、董源等，这其实也是历史沉积下来的高峰，并且成为丰碑式的人物。艺术要走向天下，就必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就是个文化积累的过程。

 

本刊记者：南昌市领导曾在很多场合积极支持南昌画派的发展，并对之寄予厚望，而书画家本质上是一种个人修为，您怎样看待两者之间的联系？您认为今日南昌画派的特点是什么？

蔡超：我觉得刻意炒作一个画派，失败的可能性很大，比如新闻类画派现在已经销声匿迹了。作为政府来说，它希望形成一种氛围，但是必须要有明确宗旨与艺术追求，及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与战将，这样做对江西也有好处，对艺术发展也有好处，但是现在还不太成熟。在江西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排他性很强，其实每个时期都要有个导向性的东西，团结是最重要的，打造画派其实就是为了一个打造文化品牌。

我觉得南昌画派的特点不明显，作为南昌画派最起码要有南昌与江西的地域性，但是在这点上做得并不出色，缺少追求与目的、缺乏凝聚力与导向性。我主张艺术生活化，要有时代感，有地域差异与艺术特色，如果理念错了，在艺术上就没有追求，同时我也希望南昌的文化产业能够越来越发达。

 

本刊记者：旅美著名画家丁绍光曾说，中国的水墨画濒临灭绝。他认为，自八大山人后，中国的文人画就没有新的发展，八大山人俨然已是一座难以逾越的巅峰，它之后，文人画要么没落，要么从本质上进行改革，您认为呢？

蔡超：每个人站在不同的观点有不同的说法。这里有个观念的问题，人们实际上还是做不到自己想做的事情，出现了文化的断层。生活的环境与土壤使得中国人不可能变成西方人。艺术的发展有规律，但是没有死规律，可以有设想，并坚持走正确的方向，在学术上就会形成学派。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可拓展空间很大，可弘扬光大的精华文化还很多，这有个挖掘认识的过程，如西方现代吸取不少非洲艺术民间的东西，而中华文化有着七千多年历史与光辉，特别是当前如何捍卫与发扬民族文化使中华文化自立世界之林应是每个文化人的责任与义务。中国画肯定会变会发展，但决不会没落或盲目与世界西方文化接归，这种改革是靠艺术家的探索、失败、前进而发展。

 

本刊记者：文化界、尤其书画界，有种悲情的现实，如凡高、江西名家黄秋园，生前寂寂无名，甚而穷困潦倒，身后却得到广泛认可，成为一代大家，作品价值连城，名垂青史，您怎样看待这种现象？

蔡超：我觉得，不同的时代造就不同的艺术家，在以前，社会的信息量相对薄弱，相对闭塞与封闭，才会有这种现象，但是现在表现的舞台太多了，什么舆论、什么人物、什么作品都可以发表与展现。

江西还缺少强烈的形成主流艺术的意识，对于主力打造江西文化品牌，只有口号，缺少具体战略方针、具体做法与行动。其实江西是有条件做到的，江西在中部崛起就应该这样做，比如和谐社会就要打造和谐文化，包括价值观、理念的转变，这都需要一个调整的过程。和谐社会是人人都追求的理想，符合老百姓的心愿。当社会主义极大丰富时，文化品牌的形成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本刊记者：在一些沿海发达地区，近年出现一种画家村、油画村，比如深圳布吉大芬村，动辄聚集数以千名画师，集体仿制名家名作，宛如流水线一般，出口创汇，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蔡超：大芬村只能够作为文化产业的现象或某个方面的典型，但是它不代表文化产业今后全部的方向，尽管现在舆论导向是这样,都是为了宣传的需要。现在艺术最重要的就是创造性，而艺术复制品是低价位的宣传，复制者一天可以画几张画，可是真正的艺术家需要酝酿很久，这就是艺术层面的问题。它是一种大众的普及性的艺术，这种商品画社会也需要它，包括出口创汇有一定的商业价值与利润，艺术的发展还有更多更大的文化产业价值与空间值得去发展、去规范与引导。

 

本刊记者：这些年来，中国传统文化有种种复兴的迹象，前不久，孔子标准像甚至引发一场全国性讨论潮，这种复兴背后是什么？或者说，有这种复兴可能吗？您的看法呢？

蔡超：中国在文化上喜欢跟风，现在也有一大批搞国学的，形成了很多国学院，比如尊孔的孔子学院。中国文化的糟粕与精华并存，这是很难在这个时代区分的。比如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对文学进行批判，而现在却是为了捍卫本族文化，展示自己的大中华文化。在变革时期，很多东西都有双刃剑作用，有利有弊，就看如何把握。

关于传统文化复兴，我觉得有个过程，跟经济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现在是属于初级阶段。任何时代学者都有不同观点，有的话是对的，有的也不一定就是对的，不同的历史时期对问题的看法也会不一样，整个文化的前进就是个大浪淘沙的过程。

 

本刊记者：您的很多作品能让人看出你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和对普通人民生活的关切，现如今很多画家都在迎合市场或说心态浮躁，您如何看待艺术现象中这两种生存状态？

蔡超：人无完人，包括我自己，大部分的人都很容易浮躁，关键就是克服与控制，包括“超女”现象，都想一夜成名，这也是商业文化，它对于文化的发展有利也有弊，它容易误导人们。现在大部分的家长都想尽办法让小孩成名，就象炒股票一样，实际上是99%的失败造就1%的成功，它有很大投机性。文化的投机性就决定了它长久不了，一直以来主流文化牵涉到文化的前进方向，主导文化的发展思路。因为人的急功近利的本性是一直存在的，在任何时候都避免不了，它决定着个人要走的道路以及社会的发展方向，关键是引导与把握，分清利弊。

关于生活

本刊记者：您是江西省文联副主席，行政事务想必不少，而艺术创作需要充裕的时间酝酿，二者有冲突吗？您怎样协调的。

蔡超：有冲突，行政工作花费了我很多时间。我现在想，我大半生已经过去，人生在这个阶段是在走下坡路，但是我感觉有两个东西是很珍贵的，中国画是个积累的过程，其实是个晚来的艺术，它就象练功一样，一朝一夕，你没有到那个年龄阶段，你想拼命都达不到。另一个就是，大师是一辈子永远都在进步，只要寿命能够维持到，他就一直在前进，这就是大师。每个人的能量就是自己的创造性，文化含量同时跟文化氛围也有关，比如北京就是个文化艺术中心，它能提供给艺术家的平台与发展机会就更大。

 

本刊记者：您的祖籍在上海，而您在江西南昌也居住了这么多年，对江西与南昌有些什么感触？

蔡超：是的，我的祖籍在上海，出生在江西，我一辈子都呆在江西。我所画的题材都是以江西为内涵的，包括革命题材、农业题材、工业题材。人的经历与环境有很大关系，江西的土壤培养了我，它既是我的故乡，也是我艺术创作的故乡。

 

本刊记者：您平时日常生活有什么业余爱好吗？

蔡超：我几乎没有别的爱好，我一直都很忙。原来我一直是专业单位的领导，但是我过得却是业余作者的生活。我白天画不完一副画，大部分时间都是靠晚上来完成。文革时，我天天在画画，包括白天与夜晚。一般我晚上很少出去玩，非常不欢迎朋友晚上打扰我，偶尔太疲倦也会找朋友聊聊天，但是这种情况很少，打麻将和钓鱼，我从来都不去。最多的爱好就是在画画的时候听听轻音乐和看看书，放松下心情。虽然家里有唱片，但是我很少看也不敢看，怕浪费时间。我画画创作的压力很大，很多展览邀请我参加，我对付不了，但尽力而为，趁现在精力还好多搞些创作。

 

本刊记者：您这么多年的成就和您的悟性、努力是分不开的,对那些有志进入画坛的年轻人，您有何寄语？

蔡超：我觉得艺术上要自学成才相对来说是有点难，但是想要成功，想要走通的话就要做到两点，一是勤奋，二是坚持，学画的时候很多次我都在打退堂鼓，很多时候我没有想过自己要成名，我是“这山望着那山高”，但总是咬咬牙渡过去了，我总是瞄准下一个目标去攀登。

年轻人要认清生活，要认清时代给你造就的成才机会，是时代造就了你，如果要跟时代唱反调，就要看看这个反调是否有生命力，自己是否有这个能力与天分。有很多年轻人讲，自己的作品是留给后世看的，这里有可敬的成分也有幼稚的成分。而凡高的东西不一样，他是开山派，他是自己的意识在主导自己的创作意识，艺术创作的土壤不一样，所以不同的土壤培养不同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