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斌：1960年10月出生于南昌。1982年7月毕业于华东地质学院（现东华理工学院）地质系水文地质专业，留校任教；1988年获硕士学位；1996年1月在南京大学放射性地质与勘探专业毕业，获博士学位。历任华东地质学院水工系和地球科学系副主任、院长助理、副院长，2001年3月就任东华理工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2002年12月调任南昌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现任南昌大学党委书记、校长。他出版学术专著4部、译著1部，在中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70余篇，应邀前往3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席国际学术会议和进行学术交流，曾承担多项国际原子能机构技术合作和研究合同项目，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紧急状态下地下水资源”项目发起人之一。1998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0年入选国家“百千万工程”第一、第二层次，2006年3月荣膺首届中国江西“十大杰出大学校长奖”和“特殊贡献奖”。

　　周校长很忙。2006年9月15日中午，他刚刚接受完中央电视台关于“圆梦行动”的采访。下午，在南昌大学前湖校区的校长办公室里，周校长如约而至，他衣装严整，神采奕奕，言辞间妙语迭出，笑声爽朗，丝毫没有疲态。

　　教师节刚过，新学期来临，适时的秋意拂散了暑夏的燥热。南昌大学沉浸在一片井然有序、生机勃勃的氛围中，如同面前这位年富力强的校长，给人一种干练沉稳，阔步前行的气魄。

面对面

■本刊记者：周校长您好,很高兴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有人说您是学者型校长，您怎么看？

　　周文斌:关于校长的类型我看没有什么明确的定义。所谓学者型校长应该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术背景,他要具有一定的学术背景，如高学历、成功的学术经历等；二是处理问题的方式，是按照学者的方式来处理问题。

　　现在国外大学校长有一种职业化的趋势，也就校长是不再花很多时间来从事自己的学术研究，而是集中精力从事校长的管理工作。产生这种趋势的原因是现代大学是一个非常庞大复杂的系统，不仅有学术活动，还有大量的经济、社会活动，甚至有些市场的运作，它是整个社会的一部分，与产业、经济、社区要产生互动。可见，大学校长的任务十分繁重，必须全力以赴才能完成。因此，对于一个合格的大学校长而言，学术背景和行政管理能力缺一不可。

 ■本刊记者：担任校长这个行政职位是否会影响到您的专业研究？

　　周文斌:肯定是有所影响的。首先，我们在3年多的时间内，在四千多亩的新校园里建成了130多万平方米的校舍，建设任务艰巨。其次，南昌大学现在有各类学生八万多人，分布在五个校区，五万人以上的大学就应该算是超大型的大学了吧，学校日常管理的难度可想而知。同时，我们还要抓内部改革，抓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抓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如此等等。这些任务都要全心全意地去做，也就是要豁出去才能做好。

　　自做校长以来，我始终觉得自己做专业研究的时间是很不够的，对学术研究肯定有很大影响。我原来开过很多门课，但是现在给研究生上课的时间都比较紧，只能利用晚上、周末、暑假等业余时间。令人欣慰的是，虽然这几年我个人的科研经费和成果减少了，但学校的科研经费和成果大幅度上升，自己在学术上的一点牺牲是值的。

 ■本刊记者： 说到校长，中国人心目中往往会浮现出蔡元培、梅贻琦、蒋南翔、胡适、傅斯年这些前辈，有人说，校长的气度影响着学校的气质，您正当年富力强，南昌大学这几年的发展也是有目共睹，假以时日，您愿意成就为一个怎样的大学校长？

　　周文斌:你谈的这些校长都是大名鼎鼎的校长，他们对于中国整个的现代高等教育体制的建立与学科体系的建立是有重大影响的，非常坦白地说，我现在还不敢与他们做比较，但是他们的成功办学理念与做法是很值得我们现在的校长学习的。

　　时代总是在前进的，办学的思路与做法肯定也是要与时俱进。区位因素也很重要，同样是办大学，在江西办与在北京办是不一样的。现在我们正在探索如何在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办出高水平的、超大型的学校，这是前人没有遇到过的。时代在前进，决定了我们的办学理念必须改变。如果这条路走通了，会为今后类似我们的大学闯出一条路来。这也不是我们标新立异，是现实难题逼着我们尽快找到解决方案。我们一方面要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巨大需求，另一方面又要在投入很少的情况下要保证教学质量。通过这些探索，我想我们会形成一套新的办学理念与思路。

 ■本刊记者： 社会上，包括网络上，针对您个人工作领域存有各种争议，有正面也有负面，您了解情况吗？怎么看待这些事情？

　　周文斌:这个情况我当然有所了解，我们也非常关注，并认真对待网上的动态。我们很欢迎在网上开展一定的讨论，对南昌大学的发展以及对我个人提出的建设性意见与建议，毕竟它也是一个渠道，也代表一定的人群。

　　我希望网络总体上应该成为一个积极的渠道，通过这个渠道善意地提出意见与建议，网络不能成为个别人发泄私愤、进行谩骂和人身攻击的场所。网民应该遵纪守法，文明上网。在网上发表言论必须尊重事实，杜绝捕风捉影、造谣惑众。

　　同时，广大网民对网络信息也要有一定的独立分析思考能力和辨别是非的能力，不要盲从。比如，网上有人从2003年起就炒作南昌大学新校区大门，说是用三千万、八千万打造出来的，反正以讹传讹，数字越传越高。三千万是个什么概念，是三百多公斤的黄金！这个大门就是用金子贴也贴不掉这么多钱啊，实际上这个大门也就花了180多万。稍有常识的人动点脑子都不会信，就那些钢筋、混凝土、花岗岩，能花几千万吗？网上曾有一篇文章十分激烈地批评我们新校区大门花了多少多少钱，随文附上的竟然是老校区老校门的照片，真让人哭笑不得。这说明有些人缺少冷静、理智的思维，当然也不排除极个别人可能是别有用心。

　　此外，我还希望网民们要有宽容的心态，形成一种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宽松和谐的网上舆论环境，江西崛起和江西高等教育的发展需要这样一种环境。

　　相对其他媒体来说，网络媒体是个比较特殊的渠道，如果把广播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体比作大江大河的话，网络媒体则好比四通八达的地下管网，希望在这个管网里涌动的是涓涓清泉，而不是污染环境的脏水。

 关于教育

 ■本刊记者： 二十一世纪的大学毕业生必须能够适应多元文化环境。而高等教育也将和国际先进理念与体制接轨,请问周校长,南昌大学今后在国际化、多元化方面有怎样的宏观方向和策略？

　　周文斌:国际化是南昌大学新的定位中的一个基本点，现在的定位是全国性、国际化、高水平。我们的三部曲是：立足江西，面向全国，走向世界。

　　在全国性方面，南昌大学应把自己摆在全国高校，特别是“211”重点大学这盘棋中来考虑。我们现在50%的学生来自外省，我们的服务面向也在拓宽。

　　在实现全国性的同时应该要走向世界。我们把国际化看作是学校发展的契机和重要渠道。我们采取了一些具体的措施，在对外合作方面加大了力度。在原来中法项目和中英项目合作的基础上，我们扩大了与德国的物流管理、新西兰的建筑、爱尔兰的软件、法国的医院管理等项目的合作。我们增加教师学生出访的人次，每年拨出专款让50名以上人次出访。今年是80多人。对于外国语言类的学生我们争取让他们有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去母语国家学习，比如日语、德语、英语等，语言环境不一样，在当地学半年甚至好过在南昌学几年。我们也在逐步加强与国外学院电子信息类、管理类与生命科学类学科的合作，最近我们和德国斯图加特音乐学院建立了合作关系。我校国际交流学院已经成立并正式运行，本学期留学生的数量会大幅度增长，可能达到两三百人，南昌大学留学生楼今年12月份也能投入使用了。在国际化方面，我们还要用国际化的眼光对我们的教育思想、课程体系、考试方法等进行改造。我们正在扩大双语教学课程的比例，直接引进和使用国外最先进的教材。通过国际化进程，还可以培养出一批具有国际水准的师资，提高学校的核心竞争力。所以，最终的受益面不仅仅是参加了交流的学者和学生，应是整个学校、所有学生都受益。

 ■本刊记者： 南昌大学与国外很多大学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比如中德研究所、在法国也成立了孔子学院等,在学校的体制改革上，要突破旧有框架是需要勇气、毅力和智慧的，您一定碰到过阻力和压力？当改革遇到人为阻力时，您将如何处理?

　　周文斌:阻力和压力是肯定有的。要发展就必须改革，发展是目标，改革是动力。改革的实质就是对原有利益关系的调整，在调整的过程中有受益的，也会有受损失的，因此自然会有阻力。

　　我觉得最大的阻力来自思想观念，做好思想发动是顺利推动改革的前提。做思想工作不空喊口号，要关注细节，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在具体操作上，方案得非常周全，要人性化。改革就是要革除一些阻碍发展的弊端，这是丝毫不能妥协的。但操作中面对一个个个体，并非都是他们的过错，很多是旧体制机制造成的，所以要对他们进行妥善的安排。

 ■本刊记者： 周校长，今年高考结束后，许多内地尖子生舍弃北大、清华转投香港高校，今年香港的大学就几乎囊括了所有的高考状元，有学者因此惊呼“北大、清华将被香港高校扫为二流”。针对此说法，您持何种观点？

　　周文斌:我觉得这种说法至少是夸大了。因为一个学校的最高水平并不完全取决于有多少状元，状元只代表高考时的状态，不能等同于他今后就一定很有必要建树。从数量上来讲也不足以构成根本性的威胁，每年全国有近千万考生，而香港各大学在内地的招生量相对来说是很少的。他们的教学资源实际上也不足的，不太可能大量吸收内地好生源过去，绝大部分好生源还是会留在内地的。

　　其实香港大学到内地来招生也是个好事，为更多的内地学生增加了选择的余地。同时对内地的学校也会产生刺激，促使内地的学校采取相应的新措施来吸引一流生源。

 ■本刊记者：您觉得如果高考招生开放了，不久的将来如果国外的大学也进入中国招生，这种情况会对国内的高校产生什么作用，内地尤其是南昌大学该如何应对？

　　周文斌: 由于学费和语言等障碍，国外大学在我国的招生量不可能很大，短期内不会成为实质性的对手。

　　其实最大的威胁来自自身，真正的对手还是自己，所以我们会进一步来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我们会大面积地改善校区建设与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提高教师的科研水平和能力以及内涵建设。我对这个是非常充满信心的，欢迎大家来南昌大学来看看，这里是有志青年学习的天堂，成才的摇篮。

 ■本刊记者：您认为香港大学在人才培养和办学体制等方面有些什么值得昌大借鉴与学习？

　　周文斌:香港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了其高等教育是具有世界水准的。它有世界一流的办学条件，政府投入非常大，内地大学无法与之相比；第二是国际化的办学环境，全英文的教学、课程与国际完全接轨；第三是世界一流的酬金和奖学金，能够吸引众多高水准师资人才。

　　我觉得他们的生源还是有问题的，尤其是本科生源与内地相比还是有差距的。我们现在向他们学习，一方面大力改善办学条件，一方面使我们的师资具有国际竞争力，提高学生的能力和综合素质。

 ■本刊记者：高等学校的根本任务就是培养人才，最近社会上闹的纷纷扬扬的“孟母堂”事件，颠覆了现存的教育形式，有学者认为应当允许各种教育形式并存，您如何看待此种现象？

　　周文斌:这只是个别的现象，尽管教育界非常关注，但是它不可能改变整个中国教育的模式。中国从传统的私塾教育走向现代中学教育到大学教育，是一个历史潮流。但是传统私塾教育也有其可取的地方，特别是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道德方面也是一种很好的教育形式，应当允许少量存在，没有必要惊慌失措和大肆炒作。

　　反过来想，在现代大学体制里如何来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倒是值得引起高度注意的。可能我们已经丢得太多，继承得太少了，更别说弘扬了。我觉得这个事件也是对传统文化弘扬有所缺失的一种反抗。我们的大学也得反思，把中华民族传统的东西融入到现代高等教育中，使其两全其美，相得益彰。

 ■本刊记者： 江西高等教育与江浙两湖等相邻省份比较，总体水平不高，您认为造成此种现状的原因何在？出路在哪里？换而言之，这也是您肩头必须担负的历史职责，江西高教如何崛起？

　　周文斌:最大的问题在于国家高等教育的布局，一个地方是否有好学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高等教育布局。江西教育在历史上是很发达的。比如南昌大学的前身国立中正大学（1949年更名为国立南昌大学），是当时南方为数不多的高水平综合性国立大学之一，到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的时候被拆散了，大部分院系都被分散到周边省份的院校，今天的中南大学、湖南大学等大学的一些很强的院系，都有南昌大学的成分。这次分拆使得江西高等教育遭受重创，从此以后，国家再也没有在江西部署一所带国字号的大学。另外，江西的经济实力和区域吸引力不足也是造成的这种现状的原因之一。

　　至于出路，我希望国家在教育资源配置上应该注重公平，充分体现教育投入的公平性。随着江西的崛起和经济实力的增强，省政府对教育的投入也应该大幅度增强。当然，更关键的是靠全体师生员工自强不息和创造性的工作。现在我们跟高水平大学还是有差距的，要追赶别人，就得超常规地发展，必须要有超常规的理念和措施。下一阶段我们的工作重心不是上规模，而是狠抓内涵建设，全面提高办学水平和效益。

 ■本刊记者：地方性的高校比如南昌大学，该如何为区域经济服务？

　　周文斌:南昌大学是江西省唯一一所的省部共建“211”工程重点大学，对江西的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江西崛起负有重大责任。江西和周边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江西要发展，实际上也是要走一条超常规的道路。关键要靠科技，劳动者素质的提高，走新兴的工业化道路。从长远来看，江西的崛起肯定要依靠科技，大学在这里所起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要有研究型的大学出现，光有教学型的大学还是不够的。

　　江西省委省政府在“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了江西要建设一所研究型大学，南昌大学应该勇敢地承担起这个历史使命，为江西的崛起提供更多的人才保证、智力支持，要成为江西的思想库、智力源和发动机。我们学校把为地方经济服务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坚持开放式办学，我们要求师生走出校门，近些年，我们与洪都集团、江铃集团、江铜、江西气象局、水利厅、国税局等众多的单位都建立和开展了全面合作，我们还与很多地市比如吉安市都建立了合作关系，比如江西军工研究院、江西地方立法研究中心、国家中部发展研究中心等都建立在南昌大学，国家中部发展研究中心是一个国家级的人文社科研究基地，也是江西省实现人文社科研究基地突破的第一个纪录，这个基地没有建在武汉、长沙、郑州，而是建在南昌大学，这些都说明我们已经开始全方位的关注、介入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目标就是要真正为江西的崛起做出应有的贡献，否则我们就对不起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也辜负了全省四千三百万人民的殷切希望。

 关于生活

 ■本刊记者：您的工作风格给人的印象就是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开放火辣，生活中您是一个怎样的角色呢？介意聊聊您的家庭生活吗？您的事业或许会使您对家庭的付出比常人少一些。

　　周文斌:我家是个普通的三口之家，妻子也在高校工作，孩子今年刚刚从师大附中考上厦门大学。我平时早上八点就上班，晚上得八点后才能回家，平时在家的时间很少。我全力投入工作与家庭对我事业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对孩子的教育，我有点遗憾，因为我工作的繁忙，所以投入的时间比较少。我想她应该对我这个父亲的工作会有一种感觉，肯定会对她以后的学习和工作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我希望我能够在潜意识中起到榜样的作用。孩子在学校的学习任务本来就比较繁重，我也不会给她布置额外的功课。孩子性格上还是比较开朗的，与别人打交道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本刊记者：您平时有些什么消闲爱好？您的工作常伴有很大压力，生活中怎样排解这些？

　　周文斌:爱好不是太多，我平时的爱好就是游泳和打乒乓球。原来有段时间早上去游泳，最近时间紧，路也比较堵，现在周末抽时间去游泳。

 　　对于工作的压力和阻力，关键是一个人态度的问题。有时候要学会给自己减负，困难谁都有，碰到问题光急也没有用，总得尽力去解决，如果尽力了还没有解决也就问心无愧了，这是我办事的一个原则。实际上只要你努力了，大部分的事情还是可以解决的。一般来说，我对待事情还是很乐观的，只有自己开心，工作起来才会精力充沛，效率才会高。

 ■本刊记者：您怎么规划以后的生活？如果有时间会继续做研究吗？如果有一个月的空余时间您怎么安排？

　　周文斌:随着学校的发展，特别是新校区建设的硬件到位，我希望学校的行政管理能够进入一个正常阶段，因为前面几年我们是在打一个一个歼灭战，学校都是超常规、超负荷运转，我希望学校下一步更多的关注内涵的建设，更多的抓管理，更多的使我们细微的工作能够到位，使我们的管理更加井井有条，这样我个人相对就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带带学生，做做课题，直接参与教学科研的工作，或者多留点时间锻炼身体，陪陪家人，保证自己有更旺盛的精力来做好校长的工作。

　　有一个月空余时间的话，我希望多读书来充实自己，有很多东西要学，现在提倡终身学习。象传统的东西也应该去学，我的小学、中学阶段处在文革时期，那个时代传统教育被冲击，自己在这方面的学问还是不足的。

 关于南昌

 ■本刊记者：您比较喜欢哪些城市呢？对于南昌的发展与建筑有怎样的感触呢？

　　周文斌:我不喜欢人口太密集、太嘈杂的城市。国外的城市，我比较喜欢维也纳、斯德哥尔摩、洛桑，它们虽然也是大城市，但是很清静，没有太多的繁杂。国内的城市，大连、青岛、三亚、昆明我都比较喜欢，它们都是非常适宜人居的城市。

　　南昌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城市，总体生活还是比较安逸的城市，各方面也越来越便捷，也充满了活力。我对南昌还是很有感情的，这些年南昌的变化很大，交通改变了，城市形象也在提升，老百姓的生活更加安逸和充实，南昌现在也是非常适合人居的城市。

　　南昌建筑的特色还不是很明显，印象最深的是八一广场、滕王阁、八大山人纪念馆，这些也体现出它的文化底蕴。个人觉得，南昌的现代标志性的建筑还是一个空白。

 ■本刊记者：您希望南昌成为一个怎样的城市？在您看来城市与大学的关系是怎样的？

　　周文斌:城市的发展有很多方向，有的是发展为大型的工业化城市，巨大的经济实体，嘈杂的都市，也有按照人性化的建设变成适宜居住的城市。我更希望南昌发展成宜居的城市，不希望它变成嘈杂的都市。我希望她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上，依靠科技，依靠教育，发展现代信息产业、生物工程、现代文化产业，少消耗资源，不破坏环境，走生态化、环保型的道路,而不应该重复国内一些大城市走大型（传统）工业化的道路。它应该是让人感觉愉悦的城市，空气是清新的，天是蓝的，水是绿的，人是热情的。呵呵。（笑）

　　南昌大学坐落在南昌市，注定要与南昌市共同成长，二者息息相关，南昌大学有八万多学生，一万多教职工，附属小学还有五六千学生，加上他们的家属亲朋等社会关系，可以说，十来个南昌人就有一个和南昌大学有关联。我们有这个理念，把南昌大学的建设作为南昌市整体规划建设的一部分，放在一盘棋里来建设。南昌大学要与南昌市的发展要相适应，要同步，南昌的地位与环境对南昌大学肯定有重要影响。只有南昌市有吸引力，南昌大学才会有吸引力，南昌大学知名度的提高也会提升南昌的城市品位。世界上因为大学而闻名的城市也很多，比如牛津、剑桥等等。我希望南昌大学与南昌市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