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君子标题
李晓君 文学是一种终极关怀
李晓君，1972年6月生于莲花县，现居南昌，中国作协会员，现任江西作家协会副主席。早年学画，1991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同年毕业于吉安师范学校，1991年至1996年在莲花县南岭中学任教，1997年至2000年在莲花县委办公室工作，任县委书记秘书、政研室副主任，2000年11月调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并在《创作评谭》杂志社做编辑，2001年12月至今供职于江西省作家协会。主要从事诗歌、散文创作，迄今在《人民文学》、《钟山》、《大家》、《山花》、《天涯》、《青年文学》、《散文》、《中华散文》、《美文》、《百花洲》、《红豆》、《作品》、《青年作家》、《星火》、《创作评谭》、《散文家》、《海燕都市美文》、《诗刊》、《星星》、《诗歌报月刊》、《诗神》、《诗潮》、《绿风诗刊》等几十种文学期刊发表散文、诗歌作品，并被《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诗选刊》等刊选载，散文、诗歌入选多个年度选本。著有散文集《昼与夜的边缘》、《寻梦婺源》等多种。
八月的南昌近午，依然火热炙人。坐在咖啡馆里对面的这个眼神隐隐有一丝忧郁些许疲倦的人，是那些纸上灵动口中悠远的文字的作者吗？
李晓君的新居正在紧锣密鼓地装修之中，这个当年从县城走到省城的年轻人，如今已经成了一个儒雅的文人，安身立命，通达自如。初读他的文字，有种灰情曼调，使人黯然。初睹他的名字，以为人很婉约，居然。
“我追求的一种充满诗意的写作，在散文创作里丰满地呈现出来了。生活的本质是琐碎的、庸常的、平面的，但好的散文可以使之变得明亮、湿润和丰盈。散文应当偿还生活克制的热情，在其中找到被生活的污垢掩盖的鲜润和清新；散文应当唤醒被公共语言、公共图景、公共秩序遮蔽的事物沉睡的个性化的、独异的、自我的音腔。
我不喜欢对生活进行仿真性描写的散文，但与生活完全没有联系和勾结的散文，我也觉得很可疑。我不喜欢就像一棵树站在大地上一样这么绝对的散文。我不喜欢站立的、坚挺、岿然不动的、有一说一的、焦点透视的的散文。我喜欢一种卧姿的、平展的、流动的、过程的、散点透视的、方向未定的散文。不喜欢一种预期的散文，而喜欢一种前程未卜的散文。不喜欢概念的散文，喜欢给人带来陌生化阅读效果的散文。不喜欢给大脑灌注如铅般沉重思想的散文，喜欢给心脏带来红酒般的微醺感和电流般的震颤感的散文。不喜欢让人看了清醒的散文，喜欢给人带来眩晕感的散文。不喜欢泥土坷拉般具像的散文，喜欢有些抽象味的散文。不喜欢过程是抽象、玄虚而主旨是具体、实在的散文，喜欢过程是具像的、细节的、真实的而主旨是抽象的、含蓄的散文。不喜欢余秋雨的带着套路的、模式化的写作，喜欢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式的对生命顿悟的、戏剧化的写作。”
上述节选自《我的散文观》的文字，可以读出李晓君的喜怒哀愁。
面对面
■本刊记者：你的家庭氛围对成长有着怎样的影响？可以说说文学成长经历吗？
李晓君：我的家庭并非一个传统的书香门弟，父亲从医，后来我对文学的亲近源自父辈的浸染很少，但是我对外祖父有一种想象，他是一个军官，上世纪70年代末去世了。对于文学的感应，我更多靠着自己潜意识的摸索和预见。小时候我是个比较温驯和成熟的孩子，我从小就喜欢画画，乡邻们很喜欢我的画， 1991年毕业后出去过两次，1992年在广东从事过设计，1993年在北京画过油画，那时经常骑自行车到人民大学旁的邮报亭买《诗神》看。我初学画时还在《江西教育》上发表过一幅油画。
师范毕业后我被分配去教书，那时的理想却是做画家，后来阴差阳错地写起了文字，画家梦已经越来越远了，如果今天还有机会，我还是想重拾画笔，那种感觉真的很好。1991年刚工作的时候开始写诗，发表了很多诗，周围的朋友都称我为诗人，那时确定了自己以后写作的路，我对诗歌非常热爱，诗歌给了我很多营养，诗歌是文学中的精粹，它特别需要灵感，需要语言天赋，所以经过这样长时间的训练，对我的散文写作很有好处。我与文学神交使得我的文学路走得比较顺利。诗歌培养诗人的忧郁和敏感，它注重日常生活经验，但又超越日常生活的体验，包括西方如里尔克的诗歌，我国东晋时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等感触，都是超越日常生活的体验。
■本刊记者：你的工作很丰富，做过教师、秘书、编辑等，大部分都和文字文学有关，你曾有机会从政，为什么不呢？
李晓君：2000年，我从县政研室副主任调到省文联工作之前，有一段时间在写官场文字。刚开始没想到自己会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有些郁闷，不过还是很幸运地找到了爱好与工作结合的地方。文学一直是我的爱好，从某种意义上讲也为了逃避政界，我的性格不太适合从政，不习惯政治场中的迎来送往，官场里有些东西是泯灭人性的，文学相对来说清洁自由一些，当然，任何事物都没有绝对的自由。
■本刊记者：现在你的行政身份是江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是体制内的人,这几年关于作家与作协的争论沸沸扬扬,你怎么看待这种体制?
李晓君：作协这个争论的事，我不好回答，因为我置身体制之中。前几年是有外省个别作家宣布退出该省作协和中国作协，但据我的了解，这样的情况非常之少。而且从我的感觉来看，绝大部分作家对于协会的存在还是持认同感。江西不存在你说的这个情况，大家的关系相对比较和谐。
■本刊记者：在南昌六年了吧，读过你的散文《纸上豫章》，感觉你对南昌有感性的热力和理性的冷峻，你怎样看待现在的南昌呢？对于你生活过的吉安和很多文人所推崇的休闲城市成都，您有什么感觉？
李晓君：我现在已经定居在南昌了，除非今后生活有很大的变动才会离开这里。南昌有些方面还是不错的，我到过很多城市，感觉都差不多。在一个城市生活久了是会有感情的。我每次出差回南昌时就会觉得分外亲切，人就是一种情感的动物，对事物会有依恋。
吉安这个城市对我的影响很大，可能是因为自己的思想和情感都在那片土地上启蒙而后酝酿，于我的情感有太多的感触，我有很多文章是记叙它的，《生活在别处》写的就是它。
成都是非常休闲和惬意的一个城市，我也很向往。据调查，它的幸福值排在全国首位，那里多出诗人和美女，比如成都漂亮的女诗人翟永明。
■本刊记者：你有一个宝贝女儿，怎样着意她的培育？ 
李晓君：我女儿现在五岁多了，对于她今后的发展方向还处于观察的阶段，不过，她画的画还算蛮大气的，颜色很鲜艳，线条很粗旷，现在由着她的兴趣发展，这方面，我和爱人的想法一致，爱人学的是哲学，我们想，不能强行灌输东西给她，最重要应该教给她做人的道理和基本的生存能力。
■本刊记者：你至今的作品中，散文占了很大的比例。余华说文学与年龄的规律可以简单归纳为年轻人写诗歌、杂文，中年人写小说、游记，上了年纪的人写散文、回忆录，而你年轻时就比较喜欢散文这种体裁，是不是有点“早熟”？
李晓君：年轻人一般会比较愤世疾俗吧，写杂文易于发泄，对得上现实中愤青和文学青年的情怀。但是我年轻时在生活中处理问题可能没有那么成熟，在文字上却相对成熟很多。我反而觉得现在心态很年轻了。呵呵。（笑）那个时候的心态比较老，可能跟文字习惯有关系，90年代初诗歌的热潮没有完全褪去，第三代诗人（也叫后朦胧诗人）依然活跃，我受这些诗人影响比较大，80后的诗人作家们更多地是受朦胧诗、王小波的影响，我们的影响更多来自第三代诗人，于坚、海子等。
■本刊记者：时下可谓全民博客，你觉得这种现象出于何种心理或背景？我在网上看到你的两个博客地址，你写博客是一种怎样的心态呢？
李晓君：平时很少去看名人博客，因此没有什么评价。我是去年开始写博客的，但是很长时间没有写了，朋友们都问我为什么没有更新。我觉得博客是一个可以存放自己文稿的地方。有个博客也好，不管朋友多少，也是种沟通和交流的途径，我不想把博客做得很喧闹，看我的博客的人都是些作家和媒体方面的朋友，大家通过这种方式体会一下彼此近来的心境。
■本刊记者：近年，80后一批年轻作家给文学特别是商业化文学以巨大冲击，你读过他们的作品吗？有何评价？怎样看待这种现象呢？
李晓君：我认为越年轻的事物越代表生长的态势和趋向，但社会大环境是不可逃避的，70后出生和80后出生的人所处的社会环境不一样，大环境改变了许多，这 10多年来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文学的商业性与市场经济已同步深化，年轻的韩寒、郭敬明们赶上并把握住了这个潮流。但是，文学本质上不应该用来直接产生经济价值，文学最大的作用是教化人心，在文化思想上进行一种终极关怀。文学的作用就是要让人看清自己缺失的部分，找回人本性的存在，文学是使人性复归的东西，虽然它不能完全回避商业、包装与炒作，但也不能结合的太紧密，我觉得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本刊记者：作家阿城说，书应该是越看越少。你认为一个现代人，其基本知识结构与文化构成应该怎样呢？
李晓君：现在文化消费很大一部分是快餐消费，比较浮躁和清浅。年轻人要掌握的应该是有用的东西——人文，技术的东西是会过时的，会被不断更新不断超越，而人文和对世界的认识是永远不会过时的。人在骨子里就想追求最经典的东西，它需要长远的信念去支撑。
■本刊记者：文学与天赋的关系，换句话讲，李白、苏轼、曹雪芹其作品至今让人仰视，这似乎只能用天赋来解释。你怎么认为？
李晓君：我认为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天赋 ，文学艺术天生的禀赋是很重要的，比如画瓷版画的师傅与画家是有区别的，画瓷版画是一种工艺，它可以学，可以模仿，而画画更需要的是感觉，是领悟。文学大师们的天赋无疑是卓越的，超出一般人。
另外一个就是当时的大环境也很重要，很有关联，许多作家的涌现与这种文化领域层面上的氛围烘托非常有关系，所谓水涨船高，所以中国文化史上有绍兴、临川这些作家之乡、才子之乡。社会风气的感染会促使整体文化水准的上升。魏晋时的竹林七贤、陶渊明，唐初的四杰、李杜，宋代的庐陵宗风、苏门学士等，就是因为诸家思想形成，加上比较开放的社会风气和自由的思想，在这样的风气渲染下，大家巨匠应时而生，甚而相生相成。
■本刊记者：江西及宋至明，六百年间，文风浩荡，才子辈出，如欧阳修、王安石、汤显祖等，都是一时之翘楚，称江西为当时中国的文化巅峰也不为过，然而清朝后至今，学风虽还在，但少有大家出现，您有何见解。
李晓君：宋明理学是以江西为中心的，曾经鼎盛过。但是我不赞同江西近代当代没有大家的说法。当代作家，如陈世旭、熊正良等，都是非常优秀的作家，其知名度与创作实力是不相称的。现在是个媒体时代，有实力的作家没有得到很好的宣传，这和所处的地域也有关系，江西没有发达城市的文化氛围。江西更有一大批很有实力和潜质的青年作家，中国作协和中华文学基金会有一个人才工程，是“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评选，从1994年举办以来，至今全国共有100名青年作家入选这个行列，而江西有9个作家入选了，占到近十分之一，这在全国是名列前茅的，说明江西作家的实力还是很强的。
■本刊记者：近年来，中国新诗界有个颇负声名的“新江西诗派”，集合了一群本土诗人，作为经历者，请谈谈你的认识。
李晓君：新江西诗派已经不存在了。据我所知，前些年在赣州开会时，北京大学博士谭五昌率先提出此种说法，意在通过“江西诗派”这个品牌把江西诗人的名声打出来，扩大影响力，想法是很好的，可是因为诗人本身对写作的观念千差万别，各有分歧，很难认可，人为地归派并不明智，所以也就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本刊记者：对一些志在从事文化创作的年轻人，您有何建议？您可以就您的体会开一份读书单吗？
李晓君：如果想从事文学道路，我倒觉得首先要自己做好思想上的准备，文学并不是一项很容易带来现实利益的事业，它是关乎人的心灵的。对于写作而言，尽快找到属于自己的叙述方式很重要，当然，刚开始离不开模仿，但是一旦形成一定的写作想法，就必须丢掉这根拐杖（模仿），仔细研读自己感兴趣的作家作品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到最后，文学的想象力和表达能力就更加重要，它直接决定你的成败。
我自己喜欢过的书很杂，庄子、王维、卡夫卡、博尔赫斯、帕斯捷尔纳克、安德森、乔伊斯、聂鲁达、张爱玲、鲁迅、沈从文、麦卡锡勒、余华、苏童等。开书单似乎也不是明智之举，我认为自己是读书很有限的，而且各人阅读的趣味和方向不尽相同。文学是很个性化的东西，只有做到个人的独特，才能形成整体的丰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