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罗鹏飞 记者/陈晶晶 摄影/喻云亮

 

人生“关键词”
　　奇迹：1957年8月，粤北下专，几个中国地质三局309支队101分队的队员，在被认为是铀矿禁区的花岗岩区找到了铀。后被命名为“希望矿化区”，成为了我国花岗岩中第一个有工业价值的大型铀矿床。

 

爆炸：1964年10月16日，北京时间15时，新疆罗布泊。一朵美丽的蘑菇云轰然绽放……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从此打破了苏美在全世界的核垄断。

 

荣誉：1993年10月，国家科委为他颁发科技进步二等奖，获奖项目是：“下庄花岗岩型铀矿发现发展和成矿规律研究”。

 

南昌卷烟厂老宿舍区，几乎没有任何装饰的房间里，裸露弹簧的沙发、一张饭桌、过时彩电、一台小小的冰箱……在回忆与叙述中，几个人生的关键词后面慢慢浮现出一位73岁的普通老人——罗鹏飞。

 

任务：不能说的秘密

总是在断断续续的残梦里隐现的故土，就在眼前了，这温情弥散的老城，那陌上青青的老家，一直在他灵魂深处招摇着还乡的旗幡。这一天黄昏将临的时候，与铀矿石打了半辈子交道的罗鹏飞，以他颤巍巍的老迈之身，终于扑进了故乡的怀抱。

 

1984年3月，老罗终于放下手中曾给他莫大欣喜与压力的铀矿石，远离了那片神秘的土地，和爱人一起专业回到了南昌。然而，即便是在南昌卷烟厂新的工作岗位，他仍然严守着当初的保密纪律，对身边的人守口如瓶，将曾经的工作掩埋在心底。

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国家对“两弹一星”工程逐步解密，“两弹一星”的元勋一个个浮出水面，邓稼先、王淦昌、赵九章、钱三强、郭永怀、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周光召、钱学森……罗鹏飞的名字也渐渐在报刊杂志被提及，每有熟人问起，老人总是淡然而又腼腆：“只是重名吧。”

直到近年，年逾七旬的老人才渐渐将当年的一幕幕诉诸后人：

上世纪50年代初期，年轻的中国百废待兴，面对列国的强权与核讹诈，亟待发展原子能。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时说：“我们只要有了铀矿，就要大力寻找下去，我们只要有了人，有了铀矿资源，我们什么奇迹都能完成。”这次会议之后，国防科委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铀矿的普查工作。为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国家还专门成立了第三机械工业部（以后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

那一年我24岁。在国家地质三局309支队101分队当技术员，国家地质三局当时直属第三机械工业部领导。1955年后，我成了一名军人，只是不穿军装。我们当时的任务就是为原子弹找铀矿，实行军事化管理，只是为了保密需要，我们都不穿军装。

1957年初，我所在的101分队辗转湖南、江西，完成勘探任务后进入粤北下庄一带进行拉网式的详查。当时许多当地的百姓看见一夜之间多出来的那么多陌生人还很吃惊，看着我们住军帐、吃槽米、啃萝卜、就盐菜、拿着各种各样从来没见过的仪器到处测量，记下各种数据，在许多的地方挖洞。就是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

 

发现：禁区里的奇迹

1957年4月，作为技术员的我和11分队组建普查小队，一共16人。我们分成4个小组，向下庄纵深进发。经过4个多月的翻山越岭、披荆斩棘，几乎把整个下庄山区都踩在了脚底，但成效不大，那神秘的铀始终与大家捉迷藏。

当时国家寻找铀的方法主要还是依照苏联的，粤北地区多山，山野上覆盖着大量的花岗岩，所以就会经常闯入花岗岩区域。当时在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在花岗岩层里勘测到了铀，所以一般的勘探者在进入花岗岩区域1公里左右就会选择撤出，放弃继续深入的计划。花岗岩区在当时看来就是寻找铀矿的“禁区”。

８月上旬的一天，太阳毒辣，我与找矿员谢本武、唐四保等人像往常一样上山勘探。三个小时后，我们已经到了另一座山梁上。“老罗，我们闯进‘禁区’了。”有队员跑到我面前，抖着手中的地图紧张地报告。“禁区”，我心里骤然一紧，急忙接过地图，手指顺着地图上那红色的线路移动，我心都有点凉了：我们已进入规定的“禁区”两千多米了。

可不甘心就这么退出，外国花岗岩地区没有铀矿，并不等于中国的花岗岩地区也没有铀矿，中国红军不也创造了外国没有的“长征”么？于是，我决定继续搜寻。

忍受着疲乏、饥饿，在悬岩上、芭茅中、石丛里细心地搜索着。“罗技术员，找……找到了！”谢本武喊着奔向我。我一直记得当时小谢那结结巴巴的声音：“找到了，真的，一千……一千伽玛以上，快……快……！”

赶紧操作起伽玛仪，蓦地，从耳机里传出“咯咯”声冲击着我的耳膜。表盘上的伽玛指针，就像上满了弦的钟表，一个劲地往高档指数的刻盘上打。一百，满！五百、一千、满！满！我一连调了三个档，指针都达到了最高指数。我马上扩大探测面，一条厚度大、品位高、很有开采价值的铀矿带终于被发现了。那种感觉真真地就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队员们抱成一团流着热泪欢呼雀跃。

 

生活：甘苦与共的艰苦岁月

还是怀念当年的生活，有苦有甜，苦的是缺吃少喝，缺衣少药，生活条件，工作条件都很艰苦；乐的是，大家都在一起总有用不完的力气和精力，都是年轻小伙子，只要一声令下，大家就冲上前去干啊！

由于勘探地交通闭塞，没什么城镇，几乎没有经济发展，国家为了保证勘探队的吃饭问题，规定勘探队吃粮食是不用粮票的，走到哪就可以吃到哪，但是勘探队到达粤北三个月以后，周遍的粮食都让我们几百人的队伍给吃光了。在那个全国艰苦的时代，广东无力在支持勘探队的粮食供应了，于是国家改变当初的政策，发给勘探队每人一定的限额粮票，勘探队员每人每月34斤粮食，党政部门每人每月19斤粮食。

我当时拿着党政部门人员定量口粮，但除了干党政工作外，还要深入到矿区去劳作，才23岁的我很难用这定量的口粮喂饱自己。

有一次，中央派人来矿区视察工作，领导特意嘱咐我：“明天你吃饱些，带着他们去到处看看。”第二天一早，老部长很关心我的肚子问题，很关切的问到：“是不是吃饱了？”我说：“我吃了一两稀饭，一两菜团。”老部长立马就又买了2两饭菜给我，我就当着老部长的面，一会儿就吃的精光，老部长笑了，说我是“牛肠马肚”，吃的比“技术人员还技术人员”。

更让我记忆深刻的一次“牙祭”则是偶然收获的一顿山羊肉。

1957年秋天的一天晚上，矿区炊事员把我从睡梦中叫起来：“吃山羊肉吗？”我惊喜地随他跑去食堂，一大盆肉冒着热气正在前摆着，也顾不上多想，甩开膀子大快朵颐，直到完全被肉撑饱，才心里美美的又去睡了。

没想到，第二天一早，吃山羊的事情在矿区传开了，警卫队的人开始紧张了，因为每一个警卫身上的配枪里只有三颗子弹，不能乱用，更不能用来随便打猎，矿区里有人吃到了山羊，莫不是有人扛不住饿跑到山里打猎了。矿区里一片紧张，警卫配枪都拿去检查了，却发现没有遗失一颗子弹，大伙都纳闷，没有人打猎怎么会有山羊肉呢？后来还是炊事员说了实话：原来，那天山下的农民到山上来打猎，打中了一只山羊，可受伤的山羊逃脱了，农民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这只受伤的山羊，加上天色又黑了，无奈之下下山了，而炊事员在山上刚好碰到了这只奄奄一息的山羊，便“顺手牵羊”地运回来给大家改善伙食了。

爱情也在那个艰苦的年代不期而遇，爱人年轻时便是个优秀的姑娘，18岁当上劳模，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接见。1959年7月，我们在一位亲戚家认识了，听说我是位不穿军装的军人，从事重要的地质工作，在亲戚的撮合下，我们确定了恋爱关系。后经组织考察和批准，我俩于1960年结婚，其间组织上为了保密的需要，也批准我的爱人参军来到我的身边，这样我俩成了一对军营夫妻。

由于工作性质，她对我的具体工作始终都不了解，直到前些年解密工作时，我才渐渐将当时的情形告知给她。所以，直到今天，她还总会揶揄我是把她骗过去的。

 

挫折：我被扣上大帽子

工作并没有想象中的一帆风顺。虽然我当时负责队里的技术，但只是一个中专毕业生，地质队里的技术业务都是苏联专家说了算。他们认为花岗岩里不含铀，铀只有可能存在于沉积岩内，苏联技术负责人涅斯米赫同志要求我们组撤离下庄地区，把队伍拉出花岗岩体外，另找五元素建造带。

从理论上来说，花岗岩里是不可能找到铀的，但摸索的结果告诉我们花岗岩里很可能富含铀。想撤又不舍得撤，毕竟，我们心里也没有完全的把握。面临巨大的压力，我也因此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

但面对实际情况，我们又坚定了自己的想法，挥汗舞镐，挖掘勘探沟带，作纵深勘查。一位外国专家听说后不客气地训我，“就算这块花岗石含铀，也仅仅是一块圆石而已，能有开采价值吗？年轻人，要相信科学，要走正道。我不喜欢别人干违背科学的事。如果影响了工作，后果你能负吗？”

挑战到了权威，受到批评不说，我还被扣上了“浪费大王罗鹏飞”的帽子。甚至接到了最后通牒式的通知：“谁让你到花岗石里探矿的？谁给你的权力？你要立刻把在花岗石地带工作的人员全部给我撤回！”

想想只要能给第一颗原子弹提供核原料，我也横下一条心，带领战友背着仪器继续不停地在深沟里奔波。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我们也终于打出一百多米的坑道，发现了三个矿体，品位由原来0.03％增加到0.1％。我写了一份进一步勘探的建议，提出由普查揭露转入深部勘探。

这一发现惊动了北京，引起各级领导和中苏双方技术人员的高度重视，对我们发现的86号带认定有希望、有远景。1957年12月苏联专家建议将86号带称为希望矿化区，预祝矿化区健康发展成为具有工业意义的铀矿床，后经揭露勘探，终于发展成为了我国花岗岩中第一个有工业价值的大型铀矿床。

 

回乡：隐姓埋名数十年

转业回乡后，新的工作、新的身分让我将曾经的岁月深锁进记忆。却总在不经意间回想起当年的一幕幕，当年的我们都是虔诚的，怀着信念就去了。

因为铀矿物和铀矿石是具有放射性，在开采过程中必须要有预防氡气和放射性微尘的设备，保护工作者的人身安全。但是当时的条件，这种防护措施很难保证的，再加上高强度的工作，真的是有很多人就这样累死在工作岗位上了，牺牲了很多人。同一批的150名同志，大多都累死在岗位上了，我手下的李珍贵，因工牺牲，是真正累死的，那年他才39岁，是人生正到红的年纪……

侄儿曾在北大读书，他在图书馆里一本介绍核技术的书中，意外地发现了我的名字，写信回来问我，我回信告诉他中国同名同姓的很多，直到1993年，我获得国家科委颁发的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证书上写着的“下庄花岗岩型铀矿发现发展和成矿规律研究”，才令他们知道我一直在研究的东西居然是“铀”！爱人恍然大悟般地对我说，瞒了几十年，那石头就是铀阿！

正因为铀的辐射性，我的身体状况一年不如一年，有人问我如今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如果条件允许，我希望能把生命的最后归宿选在下庄。

 

后记：军人老罗

老罗出名了。

在经过隐姓埋名几十年后，有人将老罗称为“原子弹铀矿之父”。老罗坚决拒绝了这样的称号，甚至有些惶恐：“这样称呼我，那我的队友算什么！”

老罗依旧平淡的过着晚年生活，在那一栋普通的老式宿舍楼里，老罗的房子是全楼中唯一没有装修过的，也是唯一没有安装防盗门的人家，只有楼房建好时安装的木制门，这么多年了，锈迹已经斑驳。家里的家具大都破旧，由于使用年限过长，许多家具上原本的漆面都磨掉了，裸露出本身的木纹；落伍的彩色电视机，灰灰的放在客厅的一角；不算大的冰箱时不时的发出“嗡嗡”的响声；客厅里放着已经可以看见弹簧的沙发；家里没有任何时新的东西，唯一珍藏着的就是那些记录着他曾经辉煌的报纸杂志和资料，满满的塞在各个箱子里。

两儿两女的家庭已经悉数下岗，35岁的大儿子开着出租，女儿为抚恤家用每日加班加点……

谈起这一切，老罗的神情渐渐落寞下来，他懊恼自己没有给儿女们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这么多年跟着自己在工厂里吃苦。

而老罗自己，几年前中风后右腿便不再灵便，如今即使住着拐杖也难以行走太远，老伴为了帮女儿照顾孩子也只能留了老罗独自在家，回忆与冥想间，老罗默默度过一个个晨昏。

与老罗的情形不同的是，当初和老罗一起去探矿的同事，很多都得到了国家级的荣誉，郑恒育，曾经的二机部309地质大队地质科副科长，1960年后调回北京工作，老罗接任他的职位，今天的郑老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国家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待遇。

老罗拿出前些年老同事齐聚南昌的照片，照片上的老人们个个衣着光鲜、神采飞扬。“他么拿出钱来帮我治病，还说要为我装修家里，我怎么能接受呢，我怎么能……”老罗的手在照片上摩挲着，声音渐渐低了下去。

 

采访结束，老罗一直送到楼梯口。昏暗的楼梯间，回想起老人的家里，涂料剥落的墙壁，仅十几平方大的客厅，露出黄色海绵的黑皮沙发，突然想起，有人曾将老罗称为“铀矿之父”。

这光环与现实间的落差布满了老罗生活的每个角落，同事、子女、住所、病痛……无论话题触及任何，总能一头撞个正着。

守着秘密的数十载，回归下庄的晚年心愿，这也许正是老罗许多年来难以言说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