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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与城市的千年映像
在南昌这座千年古城的开拓发展过程中，桥是一个很隐秘的符号和象征。从洪恩桥算起，南昌有记载的桥的历史已经超过了一千年。但尴尬的是，今天所发现有关古桥的记载，大多为历史久远的资料。历史典籍上对这座城市的勾勒虽大气却缺失细节。今天，我们更多只能通过古人的诗词，来诗意的还原千年前的南昌城。或许桥与城的渊源，比我们的想象更为丰富。因为散落在历史中的碎屑，永远蕴含着朴实而神秘的力量。
（一）
“三湖九津通赣鄱”，在这座傍水而生的城市里，桥梁的兴建与命运似乎早已注定。只是随着时光的变迁，桥梁对这座城市的意义已不甚相同。从东湖上婉约的小桥到横跨赣江的洪都大桥，正是这座城市不断拓展的缩影。在旧时文人骚客的笔下，桥是意蕴万千的想象，而今天的桥体现更多的则是实用价值。它寄托了南昌人对经济发展的急切渴望。
那些流传在史书上的古老的桥如今早已不复存在，或者，有的只是后人依葫芦画瓢的仿造品。残存在记忆里的那些名字——跃龙桥、洪恩桥、广济桥、水关桥、陈家桥、南浦桥、三道桥、通惠桥……，已湮没在这座城市的年轮里，只留给人们翩翩浮想与深深探寻。如同那座著名的滕王阁，在历经29次改建之后，谁还能看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的景色？坐上电梯，登上滕王阁顶，看到的也只是对面红谷滩那些拔地而起的高楼。高朋虽然满座，游客依旧如织，可过往的印象与意境终究会如烟尘一般消逝，难以寻觅。
桥梁也一样有寿命，或许因年老失修而坍塌，或许于烽烟战火中被摧毁，或许在没有使用价值后被拆弃……，它终究会被时代的车轮所碾碎。
（二）
“百花洲前万柳堤，一川红绿醉春时。楼台忽断见西爽，莺燕正深闻子规。”这是宋代诗人陈杰的作品，这首描绘百花洲的作品，由他在洪恩桥上完成。只是今天百花洲风景依旧，而洪恩桥已难觅踪迹。根据《豫章遗韵》作者程维的推断，洪恩桥的位置就在今天南昌繁华的中山路上。
水是这座城市的千年密语，悠悠赣江穿城而过，片片湖泊散落城中。桥梁的历史或许从建城之时便已开始，但在这些帝王将相家谱中，“豫章”二字只是轻轻带过，更别说那些桥梁了。倒是那个建城的颖阴侯灌婴，在青史上留下重重一笔。司马迁在《史记》里提到灌婴：“项籍败垓下去也，婴以御史大夫受诏将车骑别追项籍至东城，破之。所将卒五人共斩项籍，皆赐爵列侯。降左右司马各一人，卒万二千人，尽得其军将吏。下东城、历阳。渡江，破吴郡长吴下，得吴守，遂定吴、豫章、会稽郡。还定淮北，凡五十二县。”
两千多年前，这片土地以何种面目展现在世人面前？我们已无从知晓。历史对灌婴城唯一的记载便是城周“十里八十四步”，而且有六扇城门。有人推算出那时城池所在地便是在青山湖区湖坊乡黄城寺。和今天相比，这个面积实在小的可怜。而灌婴建城的年代也有些模糊，到现在也有两种说法。《史记》所提为汉高祖五年（公元201年），而在《水经注》里我看到这样的说法，“汉高祖六年（公元202年），始命灌婴定豫章置南昌县。以为豫章郡治，此即灌婴所筑也。”
考虑到这座城池的所在方位，那时候的人对“赣水”通途的要求也没有那么高。所以即使有桥，或许也只是分布在城内的“东太湖”内。
在建城之后的几百年时间里，南昌更多只是以 “地理志”上一个词条出现。不过这些史书上的只言片语，却以粗线条描绘出这座城市的发展轨迹。汉朝时的豫章郡“户六万七千四百六十二，口三十五万一千九百六十五。”不过这个豫章郡包括十八个县，南昌只是一小部分。王莽新政时期，南昌有了一个我们所不熟悉的名字，“宜善”。三国两晋时期，由于战乱的影响，使得那时的南昌人数锐减，那时的江西叫江州，整个江州也只是“领郡九，县六十五，户五万二千三十三，口二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到了东晋时期，南昌出现了两个著名人物。一个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许逊，而另一个则被很多人忽视，他叫范宁。范宁是当时的豫章太守，《后汉书》作者范晔的祖父。他在位期间，“在郡立乡校，教授恒数百人，由是江州人士并好经学。”此外，他还对城墙作了一次较大的修整，并新辟东北和西南两个城门，这样豫章城开始有了八个城门。
毫无疑问，唐朝是南昌地区第一个大发展时期。唐初修建的滕王阁在后来称谓这座城市的标志建筑物，而在这时期的史书上也出现了关于南昌桥梁的描述。洪恩桥，修建于唐贞元15年（公元799年），是南昌迄今为止最早有确切修建年代记载的桥梁。洪恩桥所在的东湖地区在当时已是昌盛之地。公元802年，洪州观察使韦丹为治理水灾，对东湖地区清淤改造，并大量种植柳树，后来所称的“万柳堤”便在今天的百花洲附近，湖边如今依然植有垂柳。
在《全宋诗》中，有一首诗歌能看出当时东湖地区的繁华。陈杰在《东湖晚步洪恩桥海棠洞三首》写到：“百花洲前万柳堤，一川红绿醉春时。楼台忽断见西爽，莺燕正深闻子规。”在此后的年代里，东湖一直是南昌桥梁的密集地。后来我们熟知的高桥、广济桥、三道桥等等，都位于这一地区。
这些桥梁改变了东湖的格局，原称东湖的湖泊被分成三块，《江西通志》称：“南昌城中有三湖,苏辅迤北曰北湖,由广济桥至洪恩桥曰东湖,同仁坊二小桥至两学宫,抵水关闸曰西湖。”
而那时的洪州也开始有了变迁，“豫章城开始西移，在原灌婴城西北重筑新城，后又再度扩城。两度扩城的洪都，比汉时的灌婴城大了一倍多，方圆达20余里。”从那时起，南昌的商业似乎也开始繁荣，韦庄在他的诗里写到：“南昌城廊枕江烟，章水悠悠浪拍天。芳草绿遮仙尉宅，落霞红衬贾人船。”从它最后一句，我们也可看出行舟是当时渡江的最常用的方式。赣江上要建起大桥，那还是一千多年以后的事情。
（三）
在搜寻这些古桥时，发现最详细的记载居然是在武侠小说上，在台湾武侠作家云中岳的一本小说中，当时东湖地区的格局很清晰的展现在人们面前。
南昌人所熟知的状元桥修建于明代，不过那时还不叫“状元桥”。这座桥所在的民德路今天是一条典型的商业街，人们来往熙熙攘攘，可是很少会注意到这座桥的历史。
除状元桥和灵应桥之外，南昌古桥在今天似乎已经很难寻考。遍查典籍，也难觅宋元时期散见于史籍上的古桥。宋元时期的南昌其实已经是一个大都会。北宋初期，洪州城在唐代的基础上扩大了近一倍，周围达31里，共设城门16座。此时的南昌城的经济也具有相当规模，由于南宋的经济重心南移，南昌得益不少。临江的优势，使得南昌成为当时的五大造船中心之一。元朝时，南昌由洪州改称隆兴府，从称谓上便可看出地位的明显提升。
状元桥建于万历四十七年，不过那时它还被称作广济桥。广济桥建成不久，在它不远处也有了灵应桥。这两座桥成为南昌城中三湖的分界点，状元桥位于今天的南湖和东湖之间，而灵应桥则隔开了现在的北湖和南湖。云中岳的武侠小说《剑底扬尘》，则对这一地区的情况有着详尽的描述。“从南塘湾到蓼洲,唯一的通道是南浦桥.至百花洲则有百花桥,桥在东面阅武亭的南面。横跨东湖也有一座桥,沟通东西两岸,在南昌县学的右面,称为高桥,以后改名为跃龙桥,那是数十年后的事了，湖西直至南塘的万柳提,是游湖必到的好去处，湖北端杜公桥也称洪恩桥。” 云中岳这部以明代南昌为背景的武侠小说，人物上虽是虚构，但在地点这些细节上却是十分准确。
关于状元桥名称来历的故事，一直在南昌老百姓中口口相传。今天，每逢大考，仍有家长领着孩子去状元桥上走走，希望给孩子们带来好的预兆。历史上，的确有一个状元跟这座桥有关系，不过这已经是清朝时的事情了。根据《清史稿》的记载，江西大余人戴衢亨，在乾隆四十三年成一甲一名进士，就是俗谓的状元，之后他被授翰林院修撰。史书称他“实为国家得力大臣”，他死后被赐“太子太师”。戴家一门人才辈出，他的父亲戴第元、叔父戴均元以及胞弟戴心亨均在朝中任职，被人称作“西江四戴”。不过和南昌民间传说有所不同，戴衢亨24岁即中进士，并非30多岁还没中秀才。
随着时间的流逝，类似状元桥这样的传说越来越少。今天所能见到的古桥大多为后来重建，其中灵应桥在1935年经历过改建，而今天所见的状元桥及灵应桥等均为1996年重修修缮的。今天南昌人谈到古桥，大多另有所指。比如青云谱的朱姑桥，现在只是一个地名，已经鲜有人知晓这座桥和八大山人朱耷的关系，而彭家桥则成为精神病院的别称，即便是著名的灵应桥，很多人也只知道是一个以它名字命名的菜市场。
（四）
在近代的风云变幻中，南昌的这些桥梁无意之中成为一个时代的见证者。
“康乾盛世”时的南昌同样繁荣，人口继续增长，城市规模也在扩大。可惜这已是大清帝国的夕阳，南昌也不例外。1906年时的洪恩桥看见了这座城市的抗争与屈辱，南昌教案中的杀人主教王安之便是在这里被南昌市民殴毙，无能的政府迫于英法两国压力而赔款丧权。
如果说洪恩桥见证曾经的半殖民史，那么中正桥体现更多的则是战火和硝烟。20世纪前五十年，南昌长时间被战火所笼罩，赣江上的中正桥也两度被毁。1926年北伐开始后，南昌成为军事重镇，这一年，它有了今天的称谓——南昌市。
此后直至三十年代，南昌一度成为国民党“剿共”的大本营。蒋介石对这座城市的重视，也让南昌上有了第一座跨江桥梁——他名字命名的中正桥。从1934年到1949年，这座桥梁可谓多灾多难。抗日战争时期，中正桥首度被炸，不过损坏不大。在1949年的国共内战中，国民党军队为延缓解放军的进攻，再度对中正桥进行破坏。即便如此，国民党军队仍是无力回天，解放军顺利解放了南昌。中正桥在解放后有了一个在这座城市里极具象征意义的名字——八一桥。
进入和平年代后，桥梁的作用已不同以往。如果以南昌的桥梁为一个例证的话，我们能看出这座城市的发展轨迹。从南昌解放后到1990年代的四十多年间，横跨赣江的只有两座桥梁，即八一桥和赣江大桥。而在90年代至今十多年的时间，在赣江上先后建造了南昌大桥、新八一大桥、生米大桥以及在建的洪都大桥、英雄大桥等五座大桥。
桥的数量增多了，质量相对以前也越来越好。有人回忆起木质的老八一桥，“沿着桥梁中缝看，有时候还可以看到下面的江水”，而这样的场景今天已经很难想象。
计划经济时代，南昌桥梁的作用更多还是体现在方便市民通行方面。而在市场经济时代，桥梁的交通命脉作用开始凸显。对南昌而言，打通一江两岸的格局，桥梁是最为基础的硬件设施。2002年南昌成立红谷滩新区后，沟通赣江两岸桥梁的重要性前所未有的体现出来，生米大桥以及在建的洪都大桥都是这之后的产物。
这阶段，除了横跨赣江的桥，城市内部的立交桥也开始大量涌现。在缓解南昌交通压力方面，老福山立交桥和八一立交桥早已经发挥交通枢纽的作用。
（五）
要寻找南昌古桥的痕迹，我们要到历史书里去。而南昌的未来，或许我们也可以从洪都大桥看出一些端倪。在走访洪都大桥和扬子洲的过程中，记者发现了一些意料之外的东西。洪都大桥的兴建，对这座城市的居民到底有怎样的影响？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并没有一致的答案。
八一大桥建起十年之后，洪都大桥成为最受人瞩目的桥梁，它也是南昌第五座横跨赣江的桥梁。很多人看来，它对南昌未来的发展意义非凡。在记者的视野中，和其他建设场面并无二样。大桥工程似乎已经完成了一半，高高的吊梁和无数的桥梁散件遍布于工地周围，昭示着这个工程规模的庞大。当记者想进去一探究竟时，门口岗亭里的守卫者给我们善意的提醒，“不要进去，工地还在弄呢”。
在工地附近有着规则形状的蓝色临时建筑，因为施工所带来的人群将会在这里出入。不远处则有工厂，生产区树立着在城区已经十分罕见的烟囱。而附近的水产品市场所散发出来的鱼腥味，和赣江岸边垃圾的臭味交集在一起，让人透不过气。种种场景似乎都在说明这个地区的破败。但仍然有人注意着这里所发生的事。记者旁边有一位业余摄影师，用镜头记录这个地区的变迁。在他看来，最直观的变化便是洪都大桥。他见证了桥梁的建设过程：“6月份我头一次来的时候都没什么动静，没想到到现在就已经架了一大半了。”
对岸的扬子洲则是另一幅场面，这是一个典型的农业乡镇。沿着狭窄的公路进入，两侧有着洪都大桥的施工宣传旗帜。记者视野中看到最多的是那种2层的小楼房。但这里似乎没有多少人，显得有些萧条。记者所走访的村庄叫为民村，洪都大桥所经过的一个村庄。一位村民告诉记者，这个村有8户居民因为新建洪都大桥被动迁。当记者想寻找这些被动迁的居民时，这位村民说，“已经不知道他们搬到哪里去了，可能在他们的亲戚家里吧。”
为民村是扬子洲一个小村，这个村庄有大半人姓岳。在2006年洪都大桥兴建之后，村民的生活似乎进入了另一条轨道。工程队开始进驻到这里，在路边插上了宣传旗，更大的影响还在后头。拆迁工作完成后，桥梁工程真正开始了，村民发现了他们很少见过的工程机器。“那些机器的声响非常大，地都被震动了，我的崽经常半夜被吓得哭起来”，岳小梅（化名）说的这种声音便是机器打桩的轰鸣声。向记者述说时，她的表情有些忧心，怀里的孩子正在熟睡。不仅如此，岳小梅家的地板也出现了裂缝，因为她家的房子离施工现场只有50米远。从她家往前走，就会发现一大片砖石废墟，那是她的邻居拆迁后所留下的痕迹。
除了房子被拆迁，村民的土地也被征用了不少。岳小梅身边的一位妇人则说，“现在没地了，我只能天天在家带孙子”。她向记者详述了政府对拆迁及征地的补偿，“被征用的土地每亩补偿14000元，被拆迁的房子每平方米能补偿800元”。此外，在一年半的过渡期内他们每个月能得到600元的补偿。
洪都大桥建起来之后，到底能给当地带来什么样的变化？这是村民所关心的问题。在记者采访中，岳小梅有些惘然，“现在唯一带给我们家变化的就是社保”。她60多岁的婆婆现在每个月能领到489元的社会保障金，而这笔钱同样也是政府安置政策的一部分。
更多人表现的则是悲观。“我们没技术，也没文化，以后怎么办？以后这里的商品房肯定要2000元以上。”不少村民拿房子拆迁补偿费和今后的房价作对比。用命根子来形容土地对村民的重要性并不为过，因为他们世代务农。扬子洲此前的定位就是蔬菜花卉基地，每年供应市区的蔬菜也达到6、7万吨。
但在青山湖区委书记熊桂金看来，洪都大桥给扬子洲带来更多的将是机会。洪都大桥给这个地区首先带来的就是人气，在他的设想中，扬子洲在今后将转型成为南昌市民休闲旅游之地。他表示：“扬子洲乡自70年代后形成的蔬菜花卉基地的格局会被逐渐打破，蔬菜基地的叫法将可能不复存在。”如果他的想法能够成真的话，那么对扬子洲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转变，这个以第一产业为主的农业乡将跨越到第三产业的服务业，而且实现这个跨越的成本也不高。
而关于洪都大桥宏观层面上的意义，则体现在更多方面。江西师范大学城建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