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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犇:尴尬的电信人

『 更新时间:2007-11-11 』『 字体:变小 变大 』『 作者:吴文静 | 来源:大江城市生活周刊 』

◎主笔/吴文静 陈晶晶 记者/张坚 见习记者/吴锦萍 ◎图片/喻云亮

徐犇是樟树电信的一名基层员工,他对记者说。“令我们这些一线员工不平的是,仍有媒体公布‘工资收入最高的是电信业’。请问,六家运营商,这到底是哪家的数据啊?笼统说电信业,绝对有失公允。”

1997年,徐犇21岁,刚从大学毕业,由于父母都在邮电系统工作,他顺理成章地进入了电信,并被分配到樟树市成为一名基层电信员工。自他参加工作以来,一直在基层工作,经历了邮电分营、移动剥离和电信重组(南北拆分)的整个历程。

随着改革和发展,固网业务长期停滞不前甚至萎缩,而向综合信息服务的转型并非一蹴而就的,对于内外的条件要求都非常高,3G牌照发放又迟迟没有定音,致使中国电信的每一步都迈的非常艰难。移动单向收费后,固网客户更是大量流失,企业经营业绩大幅下滑。随之而来的是企业人工成本紧张,员工压力加大,收入减少。

“我现在月收入一千二,前几年工资虽然差不多但福利好,现在一年不如一年。”徐犇说,“不过我现在做的事情也很少,理论上的工作是互联网这一块的业务,做网站是一块、互联网的办公自动化是一块、卖杀毒软件之类是一块,然后负责收集资料,或者帮别人培训,杂的很。”

1997年,徐犇刚进入电信的时候,每个月基本工资只有两百多元钱,“当时要借钱吃饭的,因为必须完成单项任务才发奖金,日子很不好过。举个例子,一个月要卖出10BP机,两个手机,卖不完自己买下来,大会小会还得轮着挨批评。”这个工资数额直到1999年变化都不大。

1999年以后到2003年间,在徐犇的记忆中是电信最好的时光,这几年内多次调整工资,增幅在几百左右,但主要的收入都是福利形式,逢年过节的时候是一发几千,多的时候年收入也有几万元。只是,好景不长。随着20011211,我国宣布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电信市场的新时代变革也由此拉开序幕。

1999年至2001年,中国电信运营业的一系列大动作举世瞩目,中国电信被一分为四。“当初分家,很多人都是领导劝着去移动的,因为感觉移动竞争激烈,前景不看好。没想到手机爆炸式发展,最后移动比电信好得多。”2001年,在整个电信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5%的情况下,中国电信收入仅增583%,低于同期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利润甚至同比下降254%,这对于电信是很不正常的。

“很多人印象觉得电信待遇很好,但这些年的压力外面很少知道,比如总共要完成多少电话、小灵通和卡的指标任务,然后层层分解最后落在职工头上,有一年我每个月奖金扣到只有60多块。”2003年以后,徐犇逢年过节的福利奖金也缩水到300600

“我现在在读财大的MBA,从小的理想就是做一个教育工作者,现在的这份工作给我足够的闲暇时间积累和充实自己,我早晚要离开的。”徐犇说,这些年同事们都被任务拖的很疲惫,对企业的认同感从积极转向消极,但毕竟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社保和医疗多少还是个比较重要的保障,很多老员工有种能混就混的心态,只等着内退。而年轻一些有能力的,如果实在看不到发展也会考虑考研或者跳槽。

最近在网络上,一些电信员工之间流行着这样一句话:经理贵族化、职工奴隶化、用户祖宗化、人际复杂化、加班日夜化、上班无偿化、考核严厉化、人才垃圾化、待遇贫民化、想翻身是神话 一方面是用户对电信企业的服务要求增高,投诉逐年增加的现状;另一方面,很多人都觉得电信企业员工是高收入人群,许多应届大学毕业生也将中国移动等电信企业作为理想的就业单位。然而,只有这些“身在此山中”的电信员工们才明白其中的百般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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