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我是我们圈子里第一个买电动车的人，还记得那是一辆‘绿源牌’电动车。那时候骑着摩托、开着电动车是很潇洒的一件事，就像现在大家都忙着买小车。”

事实上，谢镔桥也是90年代首批拥有传呼机、高档手机和照相机的年轻人，“我喜欢户外运动，但这是需要以经济实力为后盾的。如果收入不高，任你有什么爱好也无法开展活动。”

自从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制度性改革，同时，它也在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内部，产生了相应深刻的变动，不断促成了广大民众在精神取向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迅速变更。

在经济利益的强力驱动下，中国大众对自身的物质生活有了一种新的、自觉的要求。在这个时期，《北京人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我的财富在澳洲》、《上海人在东京》等这些以“出国”、“海外发迹”为题材的影视作品成为人们有关“幸福生活”的世俗指南。

1993年，从部队退役回到南昌的谢镔桥进入了政府机关工作。而这一年对于我国机关干部人事制度具有重要意义。10月1日《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实施，国家机关建立了公务员制度，昔日的国家干部改称国家公务员。

与此同时，《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中规定，公务员工资制度实行职级工资制，工资由职务工资、级别工资、基础工资和工龄工资构成。同时，公务员的工资制度还包括地区津贴、岗位津贴和奖金制度。除此之外，还规定实行定期增资制度，根据国民经济发展和物价指数的变动，有计划地提高国家公务员工资标准。

“我一分配得到新单位工作，就遇上工资改革，工资上调到700多元，但这个工资并不算高，只够维持基本开销，每月下来基本没有余钱储蓄。” 1993年全国工资上涨，但没过多久物价也跟着涨了起来。“除了伙食费、日常生活开销，在职学习充电的学费还是家里支持的，若想和同学、朋友聚会或者找个女朋友，都感觉捉襟见肘。”一名普通基层机关公务员的收入根本不能满足当时的谢镔桥对“高质量生活”的追求。

和现在大部分机关年轻人的想法一样，当时刚进机关只有20多岁的谢镔桥也并不安分。“那时心里充满了焦虑和创业的冲动，想过很多次跳槽，一山望着一山高。”

为了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实现人生价值，谢镔桥曾经四处寻找新的工作机会。“作为中部地区的一名基层公务人员，当时的薪水是很可怜的。我也是被清贫所逼，所以利用自己的个人特长在外面挣外块，补贴家用。”那段时间，谢镔桥利用工作之余在几家广告公司兼职做文案、搞策划，这些额外收入是他当时机关工资收入的三倍。在个人资产小有积余之后，他便洗手不干了，重新回到机关安心工作！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现在年龄都快‘奔四’了，身体状况也不如从前，20多岁时的那股子拼劲慢慢消失了。”

“祝我们这些表面风光，内心彷徨；容颜未老，心已沧桑；貌似有才，实为江郎；成就难有，郁闷经常；比骡子累，比蚂蚁忙，比岳飞更忠良的青年中秋节快乐！”

今年中秋节，与往年一样，祝福的手机短信满天飞。谢镔桥一个上午几乎就没消停过，不停地收短信、回短信，把手指累得够呛。在众多短信中，有一条引起了他的格外注意，因为其内容真实地反映了现在基层干部的普遍心态。

因为这条信息描绘得形象生动，谢镔桥会心一笑。但同时又因为其内容客观真实，引起他深深地思考，“社会上有一种成见，认为公务员就一定有灰色收入，医生都收红包，记者都做有偿报道，而老师则都想方设法在学生身上捞钱。其实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艰难和苦衷，应该客观分析，区别看待。正因为有一大批人还在凭良心做事，社会才在进步，国家才能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由于同是国家公务员，在承担的职责大体相同的情况下，不同部门不同岗位，工资水平却存在较大差异。在这十多年中，他亲眼看到许多没有混到一官半职却壮怀激烈的人离开了公务员岗位，投身下海的浪潮中。还有一部分人因为公务员社会地位高、福利待遇还过得去等原因而不愿放弃公务员身份，仍然在悄悄地脚踩两只船，搞起了个人的“第二产业”。

    为了平衡每个部门、岗位收入差距较大的问题，2007年7月1日，我国公务员开始实行阳光福利制度。这是我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的第四次大的工资制度改革。

“分配收入削峰填谷，然而一统就死，一放就乱。有的人高兴，有的人不愿意。”由于不同工作部门的工作性质不同，履行的职能不同而导致权力不同，以往有的部门福利好的甚至超过了工资，有些部门的领导还比较喜欢用福利手段来调动下属的积极性。然而现在统一实行阳光福利，对于很多公务员，则有可能产生不思进取的庸怠情绪，只要自己不犯大的错误，混过合格就年年有薪加。

所以，公务员生活或许正如钱钟书的《围城》中那句名言——“里面的人想出来，外面的人想进去。”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