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秀节目越多，死亡周期越短。

“湖南模仿海外，全国模仿湖南”，中国电视的恶性循环正发生在中国选秀节目上，它们毫无意外的重演娱乐节目的衰亡史，只不过消逝时间更快。湖南卫视的《快乐大本营》办了十多年，而《超级女声》、《快乐男声》只有三年，从原来的饕餮大餐变为现在的垃圾食品，选秀节目变质速度之快超乎人们的想象。中国传媒大学的苗棣在2006年针对选秀节目就说道，“一种节目样式被热烈的跟风复制，往往就预示着式微的开始”。

即便中国选秀现在有那么高的收视率，但依然掩饰不了创意乏力的困窘。扁平化地球让中国人视野更广，模仿者生存空间只会愈加狭窄。《第一次心动》以令人诧异的方式从荧屏上消失开始验证这样一条定律，模仿和跟风过后，大多数节目会死得很惨。模仿外国，只有第一个才有可能成功，湖南卫视永远只有一个，而《第一次心动》只是倒下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在创意为王的年代里，中国电视人依然可以毫不费力地重走外国人开辟的道路，但这条路到最后只会通向死亡。

选秀盛衰曲线

“我认为权力恰到好处地平衡了文化的要求，抑制了娱乐无耻的那一面。”

中国的选秀节目早已有之，比如广州的《美在花城》等，这些节目以选美的面目出现，实际上已经带有今天选秀的色彩。但选秀节目真正进入大众视野还是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引进了PK等创新方式的选秀很快就赢得了观众的眼球。

其实在湖南卫视《超级女声》之前，他们的同门就已经推出了一系列真正意义上的选秀节目，比如湖南经视的《明星学院》和《绝对男人》，湖南娱乐频道的《超级男声》等，这些在湖南本地有着极高收视率的节目，却因为频道没有上星而不能产生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力。

今年《快乐男声》的总导演龙丹妮是那时候《明星学院》的策划者，在《超级女声》之后，龙丹妮觉得很委屈。湖南卫视直接借鉴《明星学院》搞的《超级女声》大红大紫，而湖南经视却由于平台空间太小，收视效果和湖南卫视有着天壤之别。2006年，龙丹妮带着《绝对男人》的团队出走东方卫视，于是就有了后来的《加油，好男儿》。

事实上，《明星学院》乃至《超级女声》的前身《超级男生》都并不是湖南电视人的独创，在《魏文彬和他的电视湘军》这本书里，夏青承认《超级男声》的赛制模仿《美国偶像》，《明星学院》则几乎全盘照搬这个节目。而后来成名的超女则把《美国偶像》这个模式发挥到极致。

在《超级女声》成功之后，全中国的电视台似乎都找到了一座金矿。他们发现选秀节目不仅收视率高的惊人，而且能通过短信等各种手段把钱直接捞进口袋。在这之后，几乎每个省级卫视都举办了选秀节目，而在节目形式上也都大同小异。

2005—2006年是选秀节目的黄金时代。《超级女声》到达最高峰，《加油好男儿》横空出世，这两个节目所达到的高度目前也没有谁可以超越。中国的选秀节目在2005年大热后看来万事俱备，因为那时观众对屏幕上沉闷的电视节目已经丧失信心。

相对于高高在上的晚会颂歌，选秀本身所携带着的年轻、时尚、平民等要素自然能吸引观众的目光。此外，选秀节目给予观众极大的自主性也充分调动了这些不满足于被动收看电视节目的观众的积极性。而电视观众对选手的支持和投票则支撑起选秀的高收视率，这些选手也的确具有让观众疯狂的能力，2005年的超女及2006年的好男所诞生的一批选手至今让很多人难忘。相对于欧美国家，13亿人口的中国所能产生优异选手的数量的确是要大大领先。

但是，中国选秀的热度并没有像人们所预料的持续那么久。在2007年，选秀就已经开始显示它的衰弱之势。观众在各个电视台的炒作轰炸中视觉疲劳，唯有广电总局叫停《第一次心动》和《美丽新约》这样的新闻才让人注意力重新回到这些节目中。和前几年不同，广电总局此次对这两个节目的叫停赢得了很多人的叫好。据腾讯网统计，96.4％的受访者给广电总局此举投了赞成票。在这之后，其实就隐藏着大众对选秀节目态度的改变，选秀节目的恶俗化已经让越来越多的人反感。而身为超男创始人的张华立，在广电总局叫停《第一次心动》后也表示了赞成的态度，“我认为权力恰到好处地平衡了文化的要求，抑制了娱乐无耻的那一面。”

中国下的蛋

原本轻盈的选秀，现在似乎拖上了沉重的翅膀
  做为娱乐的选秀，本应是轻盈单纯的。但在中国复杂现实下，选秀已经开始不能承受利益之重。中国选秀舞台越来越像一个名利场，这也使得今天的选秀节目生命周期越来越短。电视台为了在众多的选秀栏目中拔得头筹而恶意炒作，选手为了一朝成名而博傻出位，甚至有政府因利益而为本地选手举行拉票会。2006年《超级女声》长沙10强李薇薇，其家乡所在地山西孝义市便为她举办了4万人的拉票会。

中国电视台的模糊定位，使得选秀节目被迫扛上公共电视的负担，承担起教化的责任。公共和商业这两头摇摆不定，是造成今天选秀节目如此尴尬境地的最大原因。此外，中国目前所存在的2000多个电视频道，客观上已经已经要求电视台必须用极端手段来吸引眼球。对于各选秀栏目的制片人而言，节目的收视率已是其立命之本。而提高收视率便是夺取眼球的战争。

只是选秀栏目夺取眼球的手段相当拙劣，于是就有了噱头、色情和血腥。所以代闯耍评委、原子鏸走光乃至《美丽新约》中的直播手术从逻辑理解上来说并不意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崔永元的那句“收视率是万恶之源”并无过错。重庆卫视的《第一次心动》在这点上是反面例子。而湖南台显然更“聪明”些，他们在《快乐男声》之后弄个红歌会就是完全主旋律的东西。

急功近利已是国内选秀节目的最大特色。通过选秀节目挣快钱，事实上已经透支了国内选秀节目发展的明天。如果不顾及观众对节目的感受，各类选秀离死亡其实不远。大多数观众对选秀节目的要求有两点，那就是公平和好看。但在目前看来，国内能同时做到这两点几乎没有。对选秀栏目自身而言，其赛制模式和投票模式都需要重新考量。

而相对于《美国偶像》选手的轻松上阵，国内这些参加选秀的人显然在心理上也更为沉重。2005年参加超女海选的人数达到15万人。参赛火爆，已经成为中国选秀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除了表现自我，更重要的原因在于选秀场已经成了一个星工厂，迅速成名的梦想让年轻人趋之若鹜，而有些夹杂着过高功利目的的选手显然已经让选秀变味。有些人不止一次出现在选秀舞台上，比如今年快男的张杰和好男儿的马海生。而有些选手则把参加选秀当作成名的捷径，并为此不择手段，这已经把选秀节目推向绝境。典型者如《雪碧我型我秀》的师洋，通过所谓的个性，这些人其实已经起到“劣币驱逐良币”的破坏性作用。

出现这种现象的客观原因是，中国艺术教育资源的匮乏和高成本只能满足一部分的成才需要，很多有才华的人没得选择。而选秀节目的出现则给他们的人生开了另一扇窗口，选秀的舞台的确也让“麻雀变凤凰”成为现实。像今年的《快乐男声》冠军陈楚生，如果不是湖南卫视的这个舞台，这个时候他应该还在深圳的本色酒吧驻唱，每天还在为生活担心。

而即便是那些已经在高等院校深造的艺术类学生，如果没有选秀的舞台，他们的人生道路依然如前辈一样，进入文工团或者高校。对于80后的这一代来说，这显然不是他们想走的路，唱片合约和迅速成名显然更有诱惑力。而且学院派选手相对业余选手来说竞争力更大，选秀比赛的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李宇春和何洁等人来自四川音乐学院，周笔畅和邵雨涵来自星海音乐学院。

中国的种种现实，使得选秀附上梦想、成名，金钱等各色光环，娱乐开始变味。而选手动辄痛哭流涕让单纯的选秀有了表演的色彩。在这“千军万马闯独木桥”的过程中，赢者只有几个。为了成就所谓的梦想，选手开始不择手段，而电视台也借此炒作。于是，在选秀竞争日益激烈的2007年，各种闹剧频繁的在选秀舞台上出现。

好选秀  坏选秀

在金钱和利益的纠结下，选秀实际上已逐步失去它原来的意义。

    和中国选秀相比，《美国偶像》可以说是一棵常青树，2002年首次登上荧屏的《美国偶像》办了六年依然屹立不倒，反倒是越战越勇，本季节目首播平均有3700万美国人收看，是18~49岁美国人群收视率最高的节目。《美国偶像》到底有何独特之处？

《美国偶像》并没有中国选秀节目的pk赛和晋级赛等等。美国偶像的程序是这样的：评委到全国各地挑选中意的选手（海选），被选中的参赛者到好莱坞参加下一轮的比赛，从这些选手中选出24名选手(12男12女)参加最后复赛(一般都是12名，只有本年度第4季是24人)，复赛时每个人在电视上向全国人民演唱，然后由观众投票，得票最低者被淘汰，前3周每周淘汰2男2女，后面都是每周淘汰1人，最后的胜出者就是美国偶像。

而国内的选秀节目显然不能照搬这种赛制安排，事实上只有pk和晋级赛，才能凸显节目的残酷性。这样安排的直接后果是粉丝们经常为自己钟爱的选手晋级或淘汰如痴如醉而狂发短信。此外，《美国偶像》只允许一个手机号投1票，而超女是15票。

如果没有pk和晋级赛，选秀栏目不仅紧张感和冲突感会下降，而且短信收入也会大大减少。2005年8月《超级女声》三强决赛，短信票数达到九百多万张，对于湖南卫视，这意味着400多万元人民币。

国内选秀节目实际上已经利用其手中资源使观众陷入了轮回疯狂的状态中，选手的选票经常在下一轮清空，这就意味着粉丝必须投N次票才有可能保住选手。像今年的快男选手吉杰，曾在多轮比赛中被拿出来PK，但到最后他总能以短信票数胜出，而他能走到5强也是拜那些疯狂粉丝所赐。而最极端的例子就是2005年长沙某个大款为支持李宇春，花50万元买了一万张神州行卡，创下了中国预付费卡单笔消费的记录。而《美国偶像》则并不需要通过短信挣钱，它主要通过比赛的转播费和后续市场开发来盈利。这种良好的运行体制事实上就已经最大程度上杜绝了短信作弊乃至背后操纵的问题。这个节目的制片人富勒曾表示，不想因为公平问题砸了这个节目的招牌。

《美国偶像》也曾诞生过孔庆祥这样的反偶像。但对《美国偶像》来说，这样的选手实在是少数，其实孔庆祥更像这个节目的点心，调节观众的胃口而已。良好的运行体制保证了《美国偶像》的胜出者都是公认的优异者，而这也保证了他在唱片工业中能旱涝保收。凯莉克劳森是《美国偶像》2002年的冠军，至今已经推出两张专辑，也拿到两座葛莱美奖。

相比国外完善的唱片流水线，国内操办选秀节目的媒体公司则粗糙的多。像天娱传媒旗下这么多歌手，出了唱片的也是寥寥无几，更多时候还是花边新闻的主角。目前发展较好的超女也只是张靓颖和周笔畅而已。

和国外选秀节目类似，在选秀选手背后站着的是高度产业化的传媒公司。比如全面运营超女快男的天娱传媒、《第一次心动》的操办者重视文华传媒。这些传媒公司几乎垄断了选秀节目的上下游资源，它们还有另外一个身份——艺人经纪公司，其操作模式一般都是这样的：通过选秀发现他们所需要的选手，然后在节目中为其造势，最后和选手签约，成为选手的经纪公司。

产业化当然是选秀节目的趋势，其实传媒公司也已经打通了选秀节目的这条利益链，但在节目上操作的不成熟，向某些选手的侧重，其实已经使得选秀节目的公平性受到威胁。而由此产生的巨大争议并不鲜见，所以才会有诸多的“黑幕”。2005年超女举办时那个“舞美师”预言的准确性已经不能用猜测正确来形容，利益色彩严重的选秀显然不能带来公平的结果。

在金钱和利益的纠结下，选秀实际上已逐步失去它原来的意义。才艺表演这些内在的东西其实已被忽略，而通过选秀出来的成功者也不能得到大众的广泛认同。突出的例子就是今年《红楼梦中人》选出来争议极大的李旭丹。褪去浮华的表面，有些选秀成功者的实力是相当苍白的。

而像今年《英国天才》的冠军保罗·珀特斯，他的演唱却几乎得到全部英国人的认同，而他的演唱视频在youtube上也高居榜首。在中国选秀如果想选出如此意见一致的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美国偶像》的背后同样是传媒巨头贝塔斯曼，事实上这个节目的公平性也曾经为人所质疑。但在美国，有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这样的广播管理机构及杜绝舞弊机构对选秀进行有效监督，在需要时，制作公司、电话或短信的运营公司必须接受质询与调查，提供相关程序及原始投票记录，向公众公开所有评选过程的资料。《美国偶像》的主办方不可能为所欲为，良好的制度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了节目的公平性。

而在国内显然缺乏这样的机构，广电总局和FCC有些类似，但从《第一次心动》和《美丽相约》被叫停事件看来，广电总局目前所着重的还是节目的“格调问题”，选秀的公平性并不在其主要关注点之列。

结语

在和《美国偶像》的对照中，我们不难发现中国选秀的败相。《新周刊》说要《砸烂电视》，但中国的电视节目到现在依然没有改观。除了中国电视本身的创意匮乏外，中国的国情也注定了选秀节目必然走形。专栏作家周黎明这样无奈的说道，“中国的电视选秀，与其说显示了民主制度的长处，不如说证明了以下道理：什么好东西到了中国就会变质，说得好听点，就是入乡随俗。”而中国式选秀的弊端也在2007年被放大出来——电视台把选秀当成生意，缺乏社会责任心；选手把选秀当成名利PK,，缺乏一些真感情；观众把选秀当成现实，少了一些娱乐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