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人们以地域为界将各处商人分成不同的类别，“商帮”这一词汇也不断充斥在生活的角角落落。

这个词语背后，驰骋着一群商业骑士，他们的血液里奔腾着商业的力量。而用它所连接起来的，是一个跨度超过150年的经济转型历程，这是一个地缘性商人群体。他们一度呼风唤雨，左右行业经济；他们曾经官商一体，操控国家财源；他们自创流派，成为中国商人的精神载体；他们亦经历起起伏伏，但始终在延续商业经济血脉。

他们不怕苦、敢冒险、敢为天下先、求实而乐于探索，他们以其强烈的创业精神与杰出的经营能力抒写了中国商业史上的百年辉煌，至今仍活跃在海内外。

他们或来自潮汕、宁波；或来自山西、安徽；也来自——江右赣地！

 

江右商帮——四处“远征”的鼎盛风华

江右商帮兴于北宋，时江西人口达446万，占全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位居全国首位；而江西地窄人稠，故民多弃农经商，明人谢肇制称：“天下推纤啬者，必推新安与江右。”足见江西商帮在明代仍占居着重要的商业地位，辉煌延续至晚清，可与山西晋商（乔致庸为代表）、安微徽商（胡雪岩为代表）并称为其时中国三大商帮。

后人撰文形容道：“在一个版图辽阔，靠着油光水亮的大马、吱嘎作响的木车、迎风鼓帆的商船，信息得穿越几个月或是几个季节方可到达边陲僻壤的古老帝国里，江西商人如过江之鲫，深入中原、江南和边陲，苦心经营赢得世人口碑，令人叹为观止。”

可见，江右商帮在当时不仅口碑甚好而且人数最多，并尤以江西安义、抚州、婺源三个地方最为杰出，这一点可从安义古村、流坑古村、婺源民居等处至今留存的当年富商建筑得到印证。

19世纪末期，德国地质学家利希霍芬来中国游历考察时，在雄伟史诗般的余音中，仍察觉到江右商帮的流风余韵，他说：江西人与邻省的湖南人明显不同，几乎没有军事倾向，却在小商业方面有很高的天分和偏爱，掌握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大部分小商业。湖南人没有商人，而军事思想十分突出；江西人则缺乏军事精神，取而代之的是对计算的兴趣和追求利益的念头……

 

赣商出征

赣地的先人，就像是大把的种子，不管是在大邑通途，还是在寒山瘦水、僻壤边寨，都能扎根生存。直到今天，各地省份仍然流传着赣商的点点滴滴。

上世纪40年代，长沙不过是一个几十万人口的城市，赣人却在这里创办了豫章、庐陵、昭武等五所私立小学；临近湘江有一条名叫“坡子街”的小街，是当时长沙市里最有名的金融街，街上的不少钱庄和批发商行的老板，都是赣人。

在汉口，盐、米、木材、药材、布和当铺，人称六大行业，曾经都有赣人在经营；尤其是汉口的药材业，江西商人当时几乎垄断了这个行业。

在湖北的洪江、郧阳、钟祥、天门，也曾聚居着大量的江西商人。

湘西沈从文先生的故乡凤凰古城，清末民国年间在这里经商的江西商人，成为古城凤凰最富有的阶层，至今当地人还在传颂着他们的故事。

据介绍，除江西商人最为活跃的两湖地区外，云、贵、川等地也是赣商的聚集地。

经过明末清初惨烈的兵燹之后，成都鼎盛一时的出版业濒于灭绝。可清政府的“移民填川”诏令发布后，来自江西的书商就在成都学台衙门附近的学道街、卧龙桥、青石桥一带开设了大量的书铺。据统计，时至清末，由江西人开办的印刷出版行在成都就有50多家，其中最著名的是由周达三开办的“志古堂”。另一个江西人陈发光则于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1年）在成都创立了著名的“同仁堂”药店，经营老成都人耳熟能详的惊风丸、旧脾丸、灵宝丸、金灵丹、白痧药、人马平安散、鲫鱼膏等特色中成药。此外江西人还开设大量的银钱铺、瓷器店……

1958年，云南文史界在楚雄地区搜集到的彝族民间史诗《梅葛》第二部《造物》中提到蚕丝的来源，说是赣人发现的：“江西挑担人，来到桑树下，看见了蚕屎，找到了蚕种。”同书第三部《婚事和蛮歌》里还说道：“江西货郎哥，挑担到你家，你家小姑娘，爱针又爱线……”

由此，江西商人在各地民间的地位可窥一斑。

 

家园昌盛

在走向各地的同时，赣商发源地本身——江西，也在地理位置上也成为当时的黄金地带，这更进一步地促进了省内外商人事业的发达。

在没有汽车火车飞机的封建时代，古人靠河道运输为主，而江西拥有2400多条河流，这些河流又和其它省份分别相通，这在客观上使得江西成为一个交通丰常便利的省份，也是所有商贾往来，文人墨客的必经之地。王勃也曾形容说：江西是一个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的地方。

其中，作为长江主要支流——赣江的作用尤其明显。自从隋朝开通京杭大运河后，从北京到扬州，再经长江由鄱阳湖口进入赣江直达赣州，然后经翻越大庾岭的梅关古道便进入了当时南中国的对外交流中心——广州。

现代考古发现，在公元16、17世纪时，连荷兰，瑞典的大型商队来中国，都需从赣江通过，明末到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当初也正是从赣江到达南昌的。

这条水路对江西，乃至全国来说都是一条重要的交通要道，江西占据了这重要的地理位置，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经济发达的省份，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之一。也正因此，人们把这条水路称为“政治统治的生命线”、“经济发展的黄金水道”，“舟行蔽日”描绘的正是船只密密麻麻排满了赣江，连水里的阳光都看不到，可以想象，这样的景象之下，商业贸易又是何等繁华。

于是，在赣地商人四处“远征”的同时，江西本土的经济发展同样旺盛蓬勃。明清时期，江西出现了七个著名的商业城镇，其中，九江、赣州、大庾为府城，玉山为县城，樟树、吴城、河口三者则为镇城。

江西商业，鼎盛一时。

 

万寿宫——渐入尘埃的江西商会

据史料记载，流布四方的江右商帮，只要完成了一定的原始积累，就会不约而同做起一件事情——建造万寿宫。在当初的这些赣商眼里，无论大富还是“小康”，无论是团队打拼还是独步江湖，都忘不了赣人心中的守护神——许真君，都得像在故土一般奉祀他。

明朝以来，迁移在外的江西人在京都及各省省会几乎都建有万寿宫，其附属或是另建的江西会馆，更是星罗棋布。

作为道教场所的万寿宫，原本只是江西百姓为纪念晋代许逊而建，用作祭祀，以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由于赣地民间对许逊的敬仰与崇拜，凡有江西商人所到的地方，就有万寿宫的存在，尤其明清时期，因着江右商帮的脚迹，省外乃至国外的江西会馆、同乡会都以万寿宫命名，遍布各地的宏伟壮观的万寿宫会馆在当时成为最引人瞩目的赣人人文标志建筑。

与安徽商人的徽州公所、浙江商人的浙宁会所、福建商人的天后宫一般，万寿宫渐渐成为江西商会的代称。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仍有1000多所万寿宫分布在全国各地；建得最多的是在四川省，共有300多个；北京的万寿宫也从明初的14所到清光绪年间增加了51所。作为民间建筑，这些万寿宫形式各异，或富丽堂皇，或朴素照人。

近代江西丰城人在新加坡修建了一座万寿宫，这座巍峨的江西会馆至今已耸立了整整70年；在菲律宾的碧瑶市，江西人所建的万寿宫成为一道景观；在湘西的凤凰古城，声名远播的江西会馆万寿宫和陪衬建筑遐昌阁已成为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就连云南省由北向南，直抵滇缅边境，也有江西万寿宫……

据史料载，万寿宫既有商议厅，更有俱乐部戏楼。凡在全国经商的江西人，到任何一处万寿宫投宿，均能享用会馆免费的吃住接待，就像回到家里一样亲切。

然而，遍及大半个中国的日子没能维持长久，万寿宫香火照亮半边天的日子很快暗淡下来。

历史变迁，赣商赖以发达的“物产丰富、交通枢纽、官宦提携”三大优势先后丧失，日后举国扬名的晋商也愈发强盛。这样的情况下，有人描写说：“江右商帮节节败退，一是因为资本小，竞争不过别人。二是官场与商场互动，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清朝以后，随着江西人在官场的风光不再，商场的风光，也渐渐失去了保护。”接踵而至的是：战争的连绵、烈火的烧烤、风雨的毁败，致使包括南昌本土的万寿宫也没能幸免于难。

时至近代，江右商帮不再牛气十足。湖、广、川、滇一些地方流传的“无赣不成市”、“一个包袱一把伞，跑到湖南当老板”等民间俚语也逐渐被人忘记。江右商帮，这个得益于并叩拜着农耕社会的特殊群体，渐渐失却往昔辉煌的色彩。

文革时期，各地的万寿宫更是遭到了大规模的损毁，从赣地精神到物质载体，“赣商时代”的风光荡然无存，后人只能从文本和散落各处的断垣残墙中依稀怀想当时的盛况。

 

百富榜——没落赣商期待崛起

虽然江右商帮不复存在，现代江西商人在商机的洞察和把握上，仍然表现出先人一步的智慧。

改革开放之初，江西人及时把握消费的新趋向。几乎是在“第一时间”生产出了当时具有进口替代性质的产品和国内创新产品。如：国内第一个生产摩托车；第二个生产方便面、洗衣机和羽绒服装；电视机和电冰箱也上得很早。曾经，长虹的老总来到赣新电视机厂取经，春兰的老总前往湾里制冷设备厂学习。

如今，江西进贤文港的文化用品，李渡的医疗器械，安义铝合金，资溪面包和鹰潭眼镜业等，其经营足迹也遍布全国。

这些和先辈一样活跃在各地的江西民间商人们，凭着他们的勇气和智慧，取得了一定的业绩。但其规模及影响与外省同类竞争者相比，似乎总是少了一份独领风骚、傲视群雄的霸气和决心。

有人将其归结为现代江西商人的精神缺陷，并认为这缺陷的种种表现——竞争意识不强、“做大”意识缺失、危机意识淡薄、冒险意识不足……几乎都可以从古、近代江西人的商业精神中找到影子。

一言以蔽之，江西商人被评价为多商业智慧，少商业精神。

这一缺陷或许可在为数不少、名目繁多的各类财富排行榜上得到印证，虽然众多富豪和看众不断质疑财富榜单的可靠性，但其参考意义不可否定。

榜单上赣商的踪影，是大多数江西民众所关注的。从一次次寥落的眼神和无奈的叹息声中，人们不难从“榜”上看出赣商的。

以2006年胡润百富榜为例，上榜的富豪商人前一百名无江西籍人士，也无一家企业总部在江西。前500富豪榜上赣籍商人仅有用友软件掌舵者王文京以26亿财富居排行榜120位，步步高的段永平以20亿居152位，果喜集团的张果喜以9亿居376位，仅占总人数的千分之六。更显赣商凋落现状的是，这“千分之六”中，王文京坐镇京城，段永平奋斗南粤，唯有张果喜一人在家乡打拼。这对于昔日风云一时的赣商而言何尝不是一种难以启齿的尴尬与无奈？

很多专家学者为此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辩与研讨，归咎于战乱、交通格局变迁、经济模式的转变、传统观念的束缚等，孰是孰非我们很难去作定论，江西缺乏优秀企业家或商人群落的事实确是勿庸争论的。

五百年的辉煌“征战”已成历史，近百年的消退沉沦痛上心头。无疑，赣商凋落的尘埃给江西经济烙上了深重的烙印——“落后”。

所幸，今天的人们渐渐觉醒，“寻找赣商”、“培育赣商”的热潮正在兴起。他们反思、他们探究：祖先吃苦耐劳，擅长经营的特质为何未能传衍？新一代的赣商崛起又在何时？为重现昔日商战雄风，后人又该如何拼搏？

在答案揭晓、现状改变前，只作历史名词的“赣商”二字，依然是铭刻在江西人心头的隐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