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主笔/陈键  记者/吴文静 陈晶晶 余瑶 刘兰花  

曾经听到这样一个故事，1979年我国派出一个访问团去考察美国的初等教育，回来之后递交了一份报告，其中一段文字写到：美国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单词、句法不识几个，加减法还在掰手指头，就整天奢谈发明创造。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学校，音乐体育美术活动无不如火如荼，而数理化则乏人问津。课堂几乎处于失控的状态，学生挤眉弄眼、或谈天说地、或跷二郎腿，更有甚者，如逛街一般，在教室里摇来晃去。这个报告的最后结论是：美国的基础教育已病入膏肓。

反观我国，课堂纪律严明，学生们坐得整齐笔挺，他们被要求把手端放在胸前，除非在老师发问的时候，举起右手，否则不能轻易改变姿势。中国孩子从国际上捧回奥林匹克学科奖已屡见不鲜。在早期教育阶段，我们的孩子被公认为是最勤奋也是成绩最好的学生。

只是28年过后，情况改变了。仅在1979至1999年的20年间，“病入膏肓”的美国教育制度共培育了4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197位知识型亿万富翁。2003年产生的11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中，美国人占了约一半。一名外商银行主管甚至表示，他用人一定用国外留学归国的MBA，因为即使国内名校出身的商学院研究生，上台做报告的表现也普遍欠佳，要如何去跟客户提案？上台演讲，在国外教育是家常便饭，但国内学生却不太习惯，学校教育也不重视，令他感到不可思议。

在中国，很多高分低能的现象口口相传，很多名校毕业生甚至不具备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我们的教育又需要负什么责任？回头看28年前的教育考察，有专家认为，美国看似散漫无章的教育手法却遵循了孩子这个时期的生理特征，重视培养孩子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同时，主张让孩子自发性地学习，掌握学习方法之后又鼓励其标新立异，挑战传统观念。而“中国式”的死记硬背和被动接受则偏重发展智力，忽略了综合素质的提高，在这两种不同教育理念下培养出的人，自然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改变人的一生，而基础教育就像是整个教育系统的基石，它的作用在于提高民族的整体素质，为人的全面发展打好基础。基础教育均衡发展，体现了人们追求教育公平和教育机会均等的要求。多年来，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了基础教育发展失衡，如不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基础教育的差别是相当大的；即使在同一地区甚至是同一个城市的不同学校之间，其差别也是非常大的，有的学校可以是“亿元打造”，而有的学校却连基本的运转经费都捉襟见肘。基础教育的这种非均衡发展是我国当前教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突出问题。

近一两年来，有关基础教育要均衡发展的呼声越来越高。在今年“两会”上，许多代表、委员更是把这个话题写进提案、议案中，呼吁提高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率。

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的失衡同样是一个突出问题。枯燥的填鸭式教学腐蚀了我们的创造力，无止尽关于落榜的噩梦滋生了大量抑郁症患者，优等生和差生的差别对待更让种种不公平植入心底……。

改革是为了社会进步，素质教育的设想是美好的。但是，美好的设想不都带来美好的结果。大跃进的美好蓝图点燃了人们心中的热情，结果却带来灾难。万幸的是纠正的及时。然而教育的长效性和不直接性，使人们看不到错误的根源，意识不到教育混乱带给社会的灾难。 

素质教育的提法没有错，但是错在缺乏可操作的载体，而且没有具体内涵，特别是因为和它对立的应试教育没有外延。结果人们随意曲解，狭隘地认为不考试、少学基础知识就是素质教育；甚至认为只要反传统就好，摈弃必要的惩罚，一味地宽容；抛弃尊敬师长，推崇学生为上帝；倡导野性教育……等等对素质教育的曲解造成了诸多误区助长了青少年的惟我独尊。前不久发生在北京海艺学校的“辱师门”事件，举国震撼，正凸显出基础教育失衡的灾难性后果。

师资： 社会地位低 人才难聚

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焉。”中国教师的形象应该说是由孔子树立起来的。以孔子为代表的教师形象，在国人心中一直与学识渊博、品德高尚、温文尔雅分不开，因此在很多的影视作品中，教师也总是戴着一副眼镜，多以知识分子或学者的姿态出现。在传统的中国教育中，教师一般被称为“师傅”或者“先生”，只有桃李满天下、德高望重者才被尊称为“老师”，可见老师的地位之高，受尊重程度之深。故而，韩愈称“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只有能够启迪智慧，解除疑惑的人才有资格被尊称为老师。

然而，近来在百姓心中地位崇高的教育界却频频出现负面新闻，比如教师伤害、侮辱学生、乱收费乱摊派、招生黑幕等等，这些行为无形中降低了教师的整体形象。诚然，教育界的丑闻倍增与近年来新闻媒介加大了舆论监督的力度有关，但亦能从这冰山一角，窥视到教师队伍水平参差不齐。记者从南昌市百花洲小学党支部冯书记那里了解到，南昌教育部们对师德师风这块抓得特别严，市教育局每年都主办相关的“主题教育活动”，今年的主题是“学法规、强师德、正教风、提师能”，以不断向在岗教师灌输师德师风意识的方式敲响警钟，并用优秀教师的先进事例对其心灵进行洗礼，起到约束行为的作用。

值得庆幸的是，近几年来有关南昌教师作风问题的报道非常之少。但与此同时他还遗憾地表示，教育界的相关体制的确阻碍了优秀人才进入教育界。据教育界业内人士分析，这一来和教师队伍的选拔有关，结合以往高招情况，师范和农林类院校由于生源不佳不得不降低录取分数线，而门槛的降低，导致招入的考生素质就相对低一些，还有部分女性考生则是看重了教师职业的稳定性，在家长的唆使下报考了自己原本不喜欢的师范类院校，因此成为一名优秀教师的动机不强。第二，优秀人才的流失，俗话说“家有一斗粮，不当孩子王”，从历史上看，教师的地位并不高，随着社会进步，尊师重道的提倡，部分教师的待遇有所提高，但在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中仍旧偏低，导致很多优秀人才离开了教师岗位去谋求其他发展。

学生价值观念的渐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中国经济用20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路。一时间，五光十色的物质生活伴随着多元化的思想，像开闸的洪水一般涌入中国。整个社会无法短时间适应社会转型期这种巨大的落差，中国人的价值观念迅速转变而莫衷一是，社会心态不可避免的失调。

60、70年代的学生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为内容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如今的学生却对政治失去了兴趣，只为追逐自己喜爱的明星而疯狂。 60、70年代的学生们说要为实现祖国四个现代化而努力，随时准备做一颗螺丝钉；如今的学生更关注的已不是集体利益，而是自我价值的实现，毕业后他们频繁跳槽，2年换了10份工作，而理由则数不胜数。60、70年代的学生在高喊勤俭节约的口号；如今的学生已经开始体验超前消费带来的舒适便利和品牌个性，他们将成为中国消费的主力军，随之衍生出“月光族”这个新词汇。60、70年代的学生因为早恋成为所有人批评的对象；80后已经开始公然在地铁拥抱、街头吻别。

北京少女作家春树上了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的封面，与韩寒、曾经的黑客满舟、摇滚乐手李扬等人被认为是中国80年代后的代表，并与美国60年代“垮掉的一代”相提并论。的确，这一代和他们的父辈们有太多的不同，他们处于社会的转型期，外在环境的快速变化在他们身上留下深刻的烙印，他们本该被更好地引导，却成为应试教育毒害最深的一代人，在人文教育的缺失下，他们成长起来带着满脸的疑惑走向了社会。

体制： 职称指标少 兴致不高

俗话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然而这一经典教义却不能适用于所有情况。还记得刚踏入媒体行业时，在一节新闻从业资格培训课上，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感言，成为一名专业记者需要心无旁焉地做好报道，而作为新闻总署领导，却经常被琐事缠身，无暇专心从事新闻工作，这便是做官的弊端。此番道理在各行业亦通用，当职称评定与收入挂钩时，谁能幸免？

在我国，教师职称是目前教育人力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主要识别标志，直接与每个教师所享受的待遇挂钩。评上职称是一种资历，被聘用后工资相应提高。一般来说，相当等级的教师职称应具备一定的任职资历、教学业绩。因此教师职称评定就需要科学、稳定的评价体系。但遗憾的是，在一些地方，有关部门把凡是涉及教师的考评都与职称“挂钩”，包括教师的年龄、工作年限、工作态度、品格道德、外语水平、计算机水平、论文发表数量等等，使得教师无法安心于本职工作。

据记者了解到，在南昌，教师职称的评聘每年都吸引了大量教师参与，但颇为矛盾的是，参与的人多，聘用的指标却非常少，整个学校只有2个左右的指标，这意味着大部分教师将与晋升无缘，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职称评选便成为了少数人的竞争，而更多的教师则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无法发挥评选的激励作用。在这一点上美国的职称评聘机制非常值得借鉴，它即严格又宽松。说其严格，是因为条件苛刻，向社会公开，硬指标缺一不可；说其宽松，是因为没有指标限制，有多少人够条件就评多少人，没有就不评。而我们现行的职称评审体系是给指标、定框框，今年指标用完了，即使够条件，也不评；明年指标有结余，即便不够条件，也要评。因此，职称评审在很大程度上不能客观反映人才水平，还滋生了拉关系、走后门的腐败现象。同行间为指标、名额，互视仇敌、彼此倾轧的事情常有发生。

教学：素质教育难以落实基层

12年前的那场克拉玛依大火，至今回响着一句魔鬼般的话音：“大家都坐下，不要动！让领导先走！”如今，当我们为288个孩子和36位老师逝去的生命而惋惜，当我们用愤怒谴责那位老师的失职时，是否更应该反思德育乃至生命教育的缺失？

所谓素质教育，是指依据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以全面提高全体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根本目的，尊重学生主体性和主动精神，注重开发人的智慧潜能，注重形成人的健全个性为根本特征的教育，德育教育当然包含其中。虽然从几年前就传出要狠抓素质教育的口号，但素质教育仍旧难以落实到基层教育机构，这与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无不关系。以高考为核心的教育牵动了整个社会，人们价值观也随之改变，因为素质教育与高考无关，许多人认为这是浪费时间。一位中学语文教师说到，在一些学校，中秋节晚上不许学生回家团聚，为了考出好的成绩而被要求留在学校上晚自习，这是非常常见的情况。节日团聚本是普通人的基本心灵需求，若长期克制，孩子便就会产生条件反射，觉得感情是不好的，逐渐变得冷漠起来。“上大学容易，上好大学难。”虽然高考一度又一度地扩招，上大学已非难事，家长的期望却远不止此，在各种压力之下，老师们常常不自觉地成了应付考试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