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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春节
“小孩都说新年好，惟有拜年忘不了，管他亲戚或乡邻，拿了红包影没了，红包用在啥地方？几把游戏全完了，小伙都说新年好，惟有姑娘忘不了，日思夜想等余日，今日相思可以了，了了相思怎样办？娶回家去傻透了，老板都说新年好，惟有加班忘不了，年终奖金发多少？可把脑筋伤透了，小蜜那边要搞定，别把老婆气坏了，父母都说新年好，全家可以团圆了， 大年初一我上班，今年看来泡汤了，买点东西早点回，尽点孝心心安，人人都说新年好，看来新年错不了，一年一岁好中过，好了没好过去了，认定目标不松劲，未来一定不得了！”
——《新年不了歌》
中国传统岁时节日繁多，但是大的节日“一年三节”却是举国上下都要隆重对待的，即春节、端午节、中秋节，排在首位的春节则是中华民族传统节日的“重中之重”。建国以来至2007年，新中国的春节已快走近60个年头。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解放军接管了北平，北平解放了。老百姓伸出头来起先看到的还是国民党兵，刚想缩回去，发现这是正在换防，看着挂着“平警”袖标的解放军，这才挺胸抬头迈出了大门。人们拜年不再磕头，不再说过年好，“大喜，解放了，好日子终于盼来了”，人们在街上尽情唱着解放区的歌，随着解放，一些陈规陋习废除了，妇女们走街串巷说着“解放了”！每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过这个“解放年”，尽情地欢乐是大家共同的主题。1949年的那个春节，因为解放而不同寻常。
近60年来有着太多的感慨，有着太多的回味，每个人的声音都需要表白，每个人的心灵都需要关怀。近60年来的新春节，我们有着诸多历史的见证人，他们是亿万中国人中的一份子，他们同样有着亿万中国人共同的心声。
1949—1959年
林一民 南
在我的老家福建对过年是很重视的，农历中秋节一过，就在考虑如何过春节了，那时就开始准备年货了，我们靠海近，经常能够捕到很多大鱼，但是舍不得吃，把鱼阉制好留到过年吃，新年的衣服也是在年前就定做好。那个时候我们家乡流行“赛神”，把泥菩萨抬出来，走过每家每户时，人们都得祭拜。拜年也很流行，从初一开始拜“溜年”，主要是邻里街坊之间拜年，然后是拜“坐年”，主要是去远亲家拜年，有的要在亲戚家呆半天或者住一天，带些礼品去，主要是送干果、水果，当时没有糖果。因为我们生活在海边，过年还是有海鲜吃，但是吃猪肉就比较难了。
1949年，那时我16岁，在英华中学（现在的福州师大第一附中）读书，当时是一所教会学校。解放后，1950年12月份我报名参军了，新中国的第一个春节，我是在厦门的炮训大队指挥班里度过的。当时每个班去领肉（当时一人能够领到一斤肉）、面粉、蔬菜，带回班里包饺子吃，战友都来自天南地北地，我们新兵很多是南方人不太会包饺子，搞得手忙脚乱的，不过很开心。
那年首长亲自下连到各个班拜年，让我觉得官兵之间很平等，关系也很融洽，丝毫没有官本位的思想。春节连放三场苏联电影真可谓是我们的文化大餐。那天晚上因为我要值班，中间的一部电影我没有看到，一直都觉得很遗憾呢。当时很多老百姓提着一些鸡鸭、水果等到我们驻地部队来慰问，华东军区政治部还派了文工团下部队来演出，春节过得很充实而快乐。
我在部队呆了5年，1954年我离开了部队，结束了我的军旅生活。后来我报考了大学，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就读，度过了4年的大学生活。大学四年我都没有回家过年，因为那时没钱和交通不便。当时也有很多同学回不了家，比如四川等地的同学。当年学校对留校过春节的学生关怀还是很不错的，过年学校会发一些钱给学生，学生会会组织学生们到北京西山搞登山接力等活动。
我们当时会花三、四块钱去买一张票去剧院看戏，我当时一个月的生活费用有25元（相当于奖学金），剩下10元零用。当时青年艺术剧院、人民艺术剧院演话剧，长安戏院演京剧，我都会去看，我过年要看两、三场戏。那时北京有年会，相当于庙会，非常热闹，还有很多民间表演。北京的同学会邀我们去他们家里吃顿饺子，这也是北方的民俗。那时比在家里过春节的年味淡薄了很多，也不会象原来那么盼望过年了。
1958年，我被分配到江西教书，校方组织了青年教师一起吃年夜饭，很热闹。其他人喜欢打扑克和麻将，而我就去书店看看书，过年时有些店铺还是会开，感觉南昌还是很注重年味的。
现在因为整个的居住环境发生了变化，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也少了，年味很淡了，其实春节应该成为一种民族凝聚力，大家要互相交流与团结才能形成民族的强大凝聚力。
1959—1969年
王福河 《读写月报》主编
由于物质的奇缺，春节前很多家庭买年货都需要凭票，当时对各种票非常注重，比如肉票、粮票、点心票等。
我父亲当年是从国外留学回到江西的工程师，属于高职高干。过春节时单位会发些餐票，凭票可以到原来的省政协（老政协大楼）餐厅去吃饭，但是也要付费，但是比外面的餐馆要好很多。春节可以用票去食堂买菜作为过年的菜肴，我们经常可以遇到当时的一些省市名流。那个食堂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元宝肉”，它的分量很足，是用10个鸡蛋和一大盘红烧肉做成的，在那个年代是很难得的。
当时我家每个月能够分到5斤油票，普通的家庭一个月只能分到几两油票。1960年这些票很紧张，当时有很多小商贩把吃的东西拿到街上卖，到春节时，小商贩就陡然增加。当时的高职高干家庭可以用特殊供应的证到指定商店去采购一些副食品过年，如肉、油、粮食、糖、烟等七、八类食品。
1960年，我在南昌四中读书，因为是住宿学校，学校有自己的食堂和饲养的一些家禽，有一次食堂的小猪发瘟死了，请了几个农村的学生去帮忙处理，他们最后分到了几只猪蹄，回来后用脸盆来炖，下面用炭盆支火，煮了很久没有烂，最后那些同学让在学校广播站工作的我帮忙支了个铁架子来炖猪蹄，后来煮熟了大家都觉得很好吃，其实只是放了酱油和盐，因为在那样缺吃少穿的年代这已经是美味了。
1961年，江西的春节过得很萧条，很多食品供应不足。1963、1964年春节年也还是要凭票和凭证买年货，菜的花色和品种都非常单一，当时有肉吃就非常高兴了。60年代后期，我们曾经在部队过了一次春节，当时我们已经有工资了，各方面的生活情况比原来要好多了。
1966年文革后，春节的活动就充满了非常强烈的政治色彩。当时拜年也不是很风行，一般是亲戚之间拜年，那个时候“破四旧”比较厉害，扑克牌、象棋和样板戏还是有的，当时几乎农村的每个公社都有自己的宣传队，演样板戏，充满了革命激情。
过年的禁忌也是有的，因为大家都有求“吉利”的心理，过年说“猪舌头”一定要说成“口利”，小孩打碎了碗一定得说“岁岁平安”。
1969—1979年
杜媛 原江西纺织厂女工
我出生在江西吉安，70年代初随父母工作调动来到南昌，70年代的南昌和60年代情况差不多——物质贫乏，同样凭票购买各种年货，但因为父母都有工作单位，所以在当时来说条件算还不错的，每年年夜饭鸡、鱼、肉必不可少，加上母亲会凭借关系弄到一些票，有时候是一些点心、有时候是肉，大家就都开心得不得了。我记得有一年春节母亲弄到了一些肉票，于是炖了一大锅猪头肉，香味四溢，一家人围在桌边吃觉得美味极了，这就是过年！
和那个时候比起来，现在的人真是幸福多了。准备年货时，去超市秤几斤现成的瓜子、花生什么的提回家就可以了，我二十岁的时候，在过年前的一个月就开始为准备新年的点心忙活起来了，炒瓜子、炸花生米、青豆、米果，切冻米糖……。到了过年的时候，四处响起鞭炮声，家里没有电视就围坐在火炉旁吃点心、聊天，然后早早地睡觉，因为第二天还得给亲朋好友拜年。
大年初一是给长辈拜年，初二、初三也会和同是年轻人的朋友去街上看看，从家里走到广场，感受一些热闹的气氛，到了午饭时间就回家，大概初四就要开始上班了。
1979—1989年
梅联华 南昌市民俗博物馆馆长
我感觉这一时期年俗文化开始有了现代气息，是新中国春节的分水岭。在1978年以前的春节，它的概念是“打牙祭”的感觉，因为1978年改革开放了，经济复苏、文化复苏、文艺百花齐放，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新的提高，春节在大环境下开始有了新的气息。比如，买年货没有过去那么紧张了，1978年前买什么都要凭票。1978年我在鹰潭工作，那时凡是过年的年货都得凭票去买，现在的市场需求更多了，也不会有这种现象了。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时候有已经开始电话拜年了，已经很现代化了。
这一时期，春节联欢晚会是中国人民最大的文化大餐，因为那时还并不是每家都有电视机的，年夜饭后，中国人民最盼望地就是观看一年一度的春晚。这一时期是传统农耕文化的年文化与现代市场经济都市生活的年文化的接轨期，也是个过渡时期。
中国的住房改善后，祭灶、烧香祈福等传统民俗的复苏，它是个肯定中国传统的过程，也是现代与传统接轨的表现。1979年我刚刚调到南昌，春节回余干父母家过年的。其实农村更讲究过年的形式，比如，大年三十下午五点后就鞭炮齐鸣，然后“关财门”，任何人不得再拜访了。吃年夜饭时，长辈要坐上席，我家吃鸡腿常是这样的，一只给劳累的母亲吃，一只给常年在外的我吃。吃完饭后，我们就等着爸爸给压岁钱，爸爸一般不给太多，然后教训我们几句，叮嘱我们新年要有新的计划和安排。子时到来时，我们要打鞭炮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
我对春节抱有一种特殊的情怀，不仅仅是因为崭新的衣裳、年夜饭、烟花、春节晚会。我对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春节尤其难忘，那正是自己天真蒙昧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记得在异地上班的父亲，携带着浓浓的医院的气息回到了家中；母亲那个时候依然年轻，炖着鸡肉的灶台的火光映红了她的脸；姐姐已经开始经常性地在镜子前停留（穿上了过年的新衣裳，她对自我的欣赏更加发挥到了极致）；那一年春节，煮饭的水烫伤了年幼的妹妹的手掌……我在快乐的同时，已经开始感觉到“时间”的概念，我的内心里开始萌发一些“伤感”的东西，在热闹、喧哗之外，我感到些微的失落和孤寂。我意识到，失去的时间是从自己身上流去的一部分，而对新年，则怀着一丝慌恐和无望的等待。
我想，我的性情的形成——在繁闹中品味冷寂，在亲情中感受孤独，在喜悦中故作伤感，与我少时对过年的感受有某种关系。
小的时候，大人说：“年”其实是一种怪兽，它在每年的除夕夜里出来捕食人。我怀念那种传统的朴素的自然观，我怀念那种神圣的敬畏。
1989—1999年
宸宇 某杂志社美编
小时候过年每个小孩都能得到压岁钱，虽然我的压岁钱总是被我父母无情地没收，然后再作为红包给其他小孩，大部分钱只是从我手里过过而已，但我还是能为拿到一点点“周转金”感到庆幸！
那个时候最开心的就是放爆竹，过大年那几天天如此，每个小孩兜里都有几盒刮炮，经常把行人吓坏，为此有一年我的新衣服被烧破了，当时可心疼了，因为那时我们认为一年中最昂贵的衣服就属新年的新衣服了，如果坏了，到开学的时候就跟过年没买新衣服穿样的，会被其他同学笑话的。
当时的其他游乐就只有去游戏厅了，我们盼望着大人们打麻将，这样他们就没时间搭理我们，我和表姐、表弟就可以去游戏厅放肆一把了，平时节俭的我，在那时就大胆地买游戏币了，出手就是十元，那在平时可是不敢想象的。
过春节银两的充足让我心痒痒的，到了学校门口，拿着买到的那把最大的玩具气弹枪，心里有一种满足但却很失落的感觉。上学的时候，每天都在想过年就能买到它，那种期盼似乎才是最幸福的。那时候每天放学就向学校门口的店老板表达我很喜欢这把枪，希望他不要卖给别人，老板还很认真地告诉我，他和我那么熟，这把枪只会留给你来买，等等。那些话现在想来真是蛮好笑，一直在想我是否是第一百个被老板“哄骗”的小孩。
1999—2007年
安安 南昌大学附属小学四年级学生
我的春节有很多过法，2006年春节我和妈妈大年初二去海南旅游了，大年初七回南昌的。飞到海南后的第一天睡觉，第二天去了天涯海角、亚龙湾等地方，我最喜欢天涯海角，喜欢爬那里的山，海边的沙子很烫，感觉那里的春节很暖和，一点都不冷。
在江西南昌过年我们家人一般都是在酒店吃饭，年夜饭最隆重了，一大家有30多人吃团圆饭。初一到初六是大家庭的亲戚轮流请客去酒店吃饭，剩下的时间我就和小朋友玩，溜冰和骑自行车我最喜欢，也玩得很开心。
今年春节，爷爷和亲戚们商量一大家人去外面旅游，总共有30多人去，其中包括我有五个小伙伴一起去。我也希望到外面去过春节，海南和上海最好玩了，我觉得这样的春节很有意思。
今年春节前我要到北京参加全国钢琴比赛，希望这次比赛能够得奖，因为原来在江西的比赛中得过两次金奖和一次铜奖。我自己还是比较自信的，应该有百分之八十的把握。
我希望以后寒假能够少布置些作业，春节可以尽情地玩。我的新年愿望是：HAPPY！希望收到新年礼物，比如布娃娃、玩具等，可以到外面玩，吃好多好吃的东西，少感冒，少发烧，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以后成为开朗活泼的小公主，长大了我想做警察，以后每一年都有愿望，而且愿望都能够实现。
春节是中国的节日，圣诞是西方的节日。今年的圣诞节，我去小朋友家玩了，大家都戴着圣诞帽，但是我觉得春节更好玩，春节可以休息半个月，每天都可以睡懒觉，圣诞是西方的节日，我们没有假期。
李晨堃 南昌市右营街小学五年级学生
我很喜欢圣诞节，我希望过圣诞有属于自己的房子和圣诞树，我要把房子装扮、喷漆、在里面贴漂亮的贴纸，还要布置好圣诞树（在上面挂上香蕉）。今年圣诞过得很平常，妈妈回家炒了好吃的菜给我吃，有我最喜欢的孜然牛肉。
我想今年的春节跟家人一起去吃火锅，虽然这个愿望根本就算不上很特别。每年春节我都会看春节联欢晚会，但是妈妈一般不让我看到凌晨，今年我一定要坚持看到凌晨，迎接新年的到来。
春节的压岁钱，我一般都会存在存折里，从去年开始存的，现在已经存了一千多了，后面很多都是我平时一块一块积攒下来的，攒到20多元的时候我就会去银行存起来，这些钱我以后会拿去买书，但是我更想存到1499元去买部笔记本电脑（天真的他不知道其实这个数目是远远不够的），把它带到学校，不知道的问题就上网查资料。有了笔记本后，春晚还没有开始前，我就可以用QQ在线聊天，向其他同学们拜年。
我比较喜欢过圣诞节，过了圣诞后就经常会下雪，妈妈就会让我出去玩。过春节时我不能够单独出去玩。今年春节我想去外面散散步，这个要求一点都不高耶。我很想去北京的长城，这个愿望明年应该就可以实现了。我觉得以后的春节可以过得更好一点，比如到外面吃年夜饭，或者去旅游等。
我很想做飞行员，但是几乎没有实现的机会。我觉得读书很累，不希望再读书了，就算读书，我也不希望带书包，我希望能够有个神奇的东西可以把书包变得很小，放在口袋里去上学就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