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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饭生活
中国人吃饭，吃的是概念。或者用一种通俗的说法：吃的是文化。这使饮食问题带有了社会性(甚至艺术性)，而不仅仅是一项生理活动。
吃饭第一·文化味精
自古流传的两句话：一是“衣食足则知荣辱”，见于《管子·牧民》篇；一是“民以食为天”，汉朝郦食其说的。这些都从实际政治上认出了民食的基本性。也就是说从人民方面看，吃饭第一。另一方面，告子说，“食色，性也”，是从人生哲学上肯定了食是生活的两大基本要求之一。《礼记·礼运》篇也说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照后面这两句话，吃饭和性欲是同等重要的，论次序，“食”或“饮食”都在前头，这吃饭第一的道理，一般社会似乎也都默认。
“吃”这个东西往深里说，是人最基本欲望的一个喻体。“吃”是一个可大可小的事情。小处来说，每天“柴米油盐酱醋茶”，没有一个字跟“吃”没有关系。当一席大菜合盘托出，井然有序地布置在餐桌中央，简直就像揭开了蒙在一尊艺术品上的幕布，不时能听见一、两声由衷的喝采——当然，这是躲在后台掌勺的厨师所期待的。宾客们举杯相庆，仿佛在进行小小的剪彩仪式。然后就各司其职，频频挥动蜻蜓点水般的筷子。
在中国，每一桌宴席的推出，都笼罩着新船下水般的热烈气氛。而每一位食客，都是动作熟练的老水手——或者说，都是潜在的评委。难怪开餐馆的老板，都很会看客人的脸色，看客人的脸色就能了解到厨师的水平。
吃饭，在中国是最日常的仪式，是最密集的节日。
信奉基督的西洋人就餐前习惯在胸前画十字，念叨一句“上帝保佑”，感谢上帝赐予的面包与盐。大多数中国人都是无神论者，把酒临风时反而充满了当家做主的感觉。饱餐一顿(若能持螯赋诗就更好了)，是离他们最近的一种自由。由此可见，这个民族宗教感匮乏，艺术气息却很浓郁。
西餐折射出私有制的影子，各自为政，管理好自己的盘子——使用刀叉是为了便于分割利益。中餐则体现了最朴素的共产主义。中国人围桌而聚，继承了原始氏族公社的遗传基因，有肉大家吃，有酒大家喝，人人皆可分一杯羹。大锅饭的传统很难打破。好在中国的饭桌也是最有凝聚力的地方，有福同享、有难共担的绿林好汉作风颇受欢迎。中国人通过聚餐就能产生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大同的幻觉，这种虚拟的亲情毕竟大大增进了食欲。所以中国人吃饭，也是在吃环境，吃气氛，吃人际关系。边说边吃，边吃边听。这是一种超越了吃的吃。
你能说吃中国饭，不是在吃文化吗?文化是比油盐酱醋，姜茸葱花更重要的调味品。那么一点点文化味精，你就能吃出别样的感觉。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也是请客吃饭
吃，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的确是一件重要的事。进而至于彼此打招呼的语言亦形象为“吃了没”；朋友许久不见联络感情，多是“我请吃饭”；办事情谈生意，也要先坐下来吃饭；遇到红白喜事，更是借机大吃一顿，在乡间往往是举家来吃；甚至拜祖宗、祭鬼神、供菩萨、扫墓，也都少不了食物。
中国人的吃与“和合性”有关，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人情社会，以及“难得糊涂”的处世哲学，使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在围炉共醮之余，就会因开怀而获得松弛，甚至森严的上下级关系，也可能因为酒酣耳热和谐到称兄道弟的地步。毛泽东对“和合性”不利于“阶级斗争”这一点，是深有体会的，因此就有了那句名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纵观中国革命史，却几乎全是与吃有关，进而就纳闷了：革命也是请客吃饭？
中国人最高的政治社会理想就是《礼运》篇中的“大同”境界，就是普天之下“皆有所养”；《孟子》一书的一大半都在讨论如何施“仁政”，其中心是“民生”；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实际上是继承了这两千多年始终百思不得其解的政治思想。
我们站在阶级分析的立场，再看看中国几千年的革命斗争史：陈胜吴广起义，似乎并没有什么革命口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潜台词是“他们凭什么天生就吃香的喝辣的”？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则更加干脆，“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城门迎闯王”，完全一副吃大户的心态；太平天国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政治理想，也是建立在“吃饱喝足”基础之上。也许有人说，农民起义具有历史的局限性，好，我们看看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打土豪，分田地”不就是满足劳动者最基本的“有饭吃”的要求吗？历史进步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安徽凤阳的农民冒着杀头的危险私分了公家的田地，也无非是想吃得饱一点，吃得好一点。
可以这样说，中国几千年的革命史，全都是围绕“吃饭”做文章。在传统政局中，任何统治者只要做到使老百姓获得生计，就可以致于“大治”、“平天下”的实质，说白了，就是使“人人都有一口饭吃”。“食”的确是中国政治的枢纽，中国人甚至把治理国家比作烹调术，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实在精辟，直接把治国上升到吃的高度。宰相的由来，起自《周礼》，“冢宰”列天官之首，“冢宰”是干什么的？最早是氏族公社负责宰肉分肉的，后来就演变成管理国之大事民之大事的“首辅”之官了，但归根到底没有摆脱“厨子”的影子。于是不难理解为何温家宝总理这样关注“三农”问题，并数度挥泪。因为“民以食为天”，生死之道，国之大事，履职尽责，敢不效命吗？
国人的请客观·饭桌上的中国
国人喜欢请客，是有些社会和历史渊源的。多数国人认为，一个人成功与否，个人的努力固然重要，但不是决定性的，必须要置于一个错综的“人情场”或者“关系网”之下。自古，就有被公式化了的“五伦”观念：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现在，又衍生出领导、同事、群众、对手、密友。我们总结一个人的事迹，或者评价一个人的为人，都必然脸谱化地进行“尊重领导，关心同志，体恤部属，善于团结”的描写。一个人如果不融于这个强大的“人情场”甚至不能游刃有余的话，他的成功就会非常坷坎，即使勉力成功了，也容易被孤立，被掣肘，被破坏，因而也不能维持。
国人请客大概有如下心态：一是通过尊敬对方以对方为重的形式，可以达到一种使对方欠自己“人情债”的目的，以便自己谋取利益或者在将来可以有求于人；一种是不一定要涉及实物或恩惠的交换，而是故示豪爽大方，不怕吃亏，制造一个易被社群接纳的形象，为自己在社群中“吃得开”铺路；还有一种是构建较为和谐宽松的氛围，拉近与陌生者、不同意见者甚至敌对一方的距离。因为国人圆桌吃饭的形式，很容易产生传统家庭的亲和力，也容易产生“既然我们在一起吃饭，就是一家人了；既然是一家人，还有什么问题不能迁就解决呢？”这样的心理暗示。总的来说，喜欢请客的人，即使不能每次都达到真实目的，也容易推动舆论和人心，至少造成“亲和服人”的态势，少数精于此道的，每每成为进身之阶。以“食”来接近“人心”的方式，对于被传统文化熏陶千年的国人来说，实在是一种威力强大的“武器”。
通过请客这种方式希望别人对自己有用的做法，在中国文化行为里是常态，是国人互助的一种形式。而且，把别人当工具的人，也多半会把自己当作别人的工具以回报。于是，不讲原则，用公权办私事，为小圈子里的人谋利益，成为一种潮流，而“坚持原则、六亲不认”的人，成为一种反道德的行为，不见容于社群甚至亲朋好友，被称作“水火不侵、油盐不进”。另一个现象是，国人的互相帮助、互相照顾总是在自己人之间发生的。为了对自己有约束的人面前做人，他们就往往去损害对自己没有约束力的“外人”，像“拉关系”与“走后门”一类的“人情味”动作，正是慷“外人”之慨以肥己。这种行为，堪称不开化的利己主义。
一个被弱化了的“个人”，往往觉得自己是无助的，因此，就会产生强烈的依赖感。同时，反对“私心”，不承认人的自身发展，不注重人最基本的物质和精神需要的满足，也会对一个独立人格之形成起着阻滞作用。人要满足自己的“私心”，又感到无助，就会自动去执行“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的程序设计，但还曾经是在“共产主义大公无私”光环的照耀和逼射下，而现在一旦打开“私有经济”的闸门，文化的进步又没有跟上，人们就不容易分清“利己”和“绝对利己”的区别，于是造成了思维的混乱，反过来又促成了行动的混乱，行动的混乱更变本加厉地影响思维，因而恶性循环，不可收拾了。当前革命的目标，实在是应该高举“扬弃”大旗，坚持向着“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真正努力，而不是空喊口号。
饭桌蜿蜒
请客吃饭是门学问，随便漏掉一个人是不能容忍的疏忽，往往铸成大事。这从古至今，于中及外都是有根据的。
比如孙悟空，一番打打杀杀，终于到了天堂。玉皇大帝给了他一个“弼马瘟”的官做，一切似乎回复太平，偏偏瑶池宴会没有邀请他。这在现在看来也是正常的，堂堂玉皇太后，怎会把一个毛猴放在眼里呢？孙悟空需要别人的尊重与认可，于是反了。后来乱了蟠桃会，踢了老君的丹炉，起因不过一场饭局的疏忽。
还有古希腊民族英雄阿喀琉斯，他父母成婚那一天，大约是喜事昏了头，偏忘记了请不和女神，这女神可不是好惹的，也不骂也不打，悄悄地在宴会上扔下一个金苹果，还在上面写了一行字：给最美的女人。女人都是爱美的，这毋庸质疑。那里的漂亮女人的不唯雅典娜，还有其他两个，没什么好说的，只好请宙斯出来评价了，偏这个王不是很懂女色，就请了特洛伊的王子来评价，这才有了海伦出场，并引发了十年“特洛伊战争。”追究原因，无非请客忘了请一个人而已。
不可否认的是，饭桌文化已经成为中国人生活中的一部分。
求人办事请客吃饭，招待贵宾请客吃饭，感谢别人请客吃饭，朋友聚会请客吃饭。饭局已经无所不在的在生活中出现。大到领导，商人，小到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个个学会了这种社会交际。于是乎，一些交际上的礼节也成了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漫漫人生路，一眼望去，饭桌蜿蜒，简直比长城还长：谈情说爱请客吃饭，结婚生子请客吃饭，升官晋职请客吃饭，转行跳槽请客吃饭，乔迁新居请客吃饭……举凡涉及社交都能归结到请客吃饭上。离了饭桌，离了请客吃饭，想在中国社会行走真是举步维艰。
然而，不得不说，这种风气是民族的硬伤。
平心而论，饭桌上的人往往是虚伪的。并不是说大家都在说假话，只是大家都在说好话，都在奉承他人。自命清高的人一般不屑这种交际，君子之交淡如水。苦口良药，逆耳忠言。好话说着人开心，但是并无实际意义。就像吃糖，吃的时候觉得甜，但是对营养的汲取并没有多大好处，甚至还会出现肥胖、糖尿病等身体机能的问题。一个人如果想提高，不能只听到好话而听不得坏话。对一个人的评判，同样也不能光看他的嘴上功夫。说得好不一定做得好，吹得像不一定拉得出。真正有实力的人并不用拿太多的语言夸耀自己，真正有慧眼的管理者也不会对油嘴滑舌的人宠爱有加。
饭桌上的结交的友谊往往是不牢靠的。很多人希望通过这种饭桌上的交往，认识了一些有权有势的人，将来在自己的事业上能拉一把。在社会被权力和金钱吞噬的今天，许多人把这两样东西当作自己平步青云的法宝，这是思想的一种扭曲，这是用旁门左道，歪门邪道来解决问题。一个人学业上，事业上的成功需要的是个人努力，有时候确实需要别人的扶持，但是不能把这种扶持当作成功的唯一希望。试问，饭桌上的朋友，有多少能建立起真正的友谊？本来上饭桌就已经动机不纯，饭桌上陪着笑脸的人，散席之后，未免不会互相说风凉话，带着一种求人办事的心态，何以得到真正的友谊？
对这个问题的延伸，我觉得现在的父母很多作了不好的表率。许多有财有势的家长，从小就给孩子一种自己无所不能的印象。凡是只要找个人，塞个钱就能解决。就拿上学来说，很多没考上的孩子硬是靠家长的关系塞进了大学。很容易，孩子长大的过程中就会效仿。这对孩子的成长是不利的。虽然我们对日本某些做法抱有不满情绪，但是我们不得不看到，日本人，东瀛民族的忧患意识，的确为他们国家的发展注入了一剂催化剂。而这些都是需要从小培养的。真正的友谊，是不需要太多的礼节来维持的。
吃饭养神
中国人为什么钟情于吃？个人以为，实在是只活了一个“身”，而没有活出一个“神”来！一般老百姓的生活意向，归根到底就是一个“养”字。每个人都几乎将全副心思放在养自己的身体，养老婆，养孩子，养父母上了。养的多了，便重形式多于重内容，更注重肉体生命的生存和繁衍，而对于“心”的层次、“神”的层次，就管不了那么多了。吃饱了喝足了，想那么多干啥？父母对于孩子，自我感觉是有“养育之恩”的，于是便多有从精神上将子女进行控制甚至迫害的事情发生。他们的原则，是“我养了你的身，也就等于养了你的心”，“心”和“神”的成长发育状况，不过是吃饱喝足之后的意淫。不难理解，中国人缘何少有独立的人格和自主的精神。
吃不饱要闹，吃得太饱也要闹。吃不饱，是肉身受到压抑，吃得太饱，产生或者感觉到精神受了压抑，还是不免要闹一闹。于是中国历史上每隔一个周期，便有一次无理性、无秩序的社会大破坏，有时是吃不饱闹的，有时是吃得太饱闹的，比如“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就不能解释为“吃不饱”。闹的结果，大抵是社会资源极大破坏和减少，大家都归于“吃不饱”的社会底线，于是有个英雄站出来振臂一呼“大家别闹了，我给你们饭吃！”，人群终于归于平静。中国几千年超级稳定的这种社会结构，几乎缘于“吃饭”问题。
吃饱喝足不是目的，如果仅是为了维持阶级统治则另当别论。得吸取历史教训，得让大家有点儿“精气神”，人的自身解放，民主自由的习惯和制度，民族精神的重振和升华，这些既是开胃酒，也是镇定剂。唯如此，吃饱了的中国人才不再只是一具肉身，中华民族才有伟大复兴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