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通报说：“2006年1月至11月，全国法院坚持‘有罪则判、无罪放人’，依法宣告1464名刑事被告人无罪。”最高人民法院网站数据显示，1996—2006年，我国有近5万人被法院依法宣告无罪。

对于这则新闻，很多报道评论说：“这个数字说明了什么？它不是公检部门的错案书，也不是法院的腐败证明，而是‘疑罪从无’理念的逐渐深入人心。”然而，我虽然认同这些年法院“无罪判决”增多可能客观反映了司法理念的进步，但对这“1464名”和“近5万人”刑事被告人被宣告为无罪，在没有具体情形的区别下，一概地认定为“司法理念的进步”，却不免以偏概全，将复杂问题简单化了。

因为，在这“1464名”和“近5万人” 被宣告为无罪的刑事被告人中，不乏有许多诸如佘祥林这样被判处刑罚直至“死者”归来才宣告无罪的案例；也不乏有许多诸如李久明这样的被判处死缓，直至真凶落网才宣告无罪的案例；更不乏大量的有如胥敬祥一样判处16年，在已经限制自由13年后，由检察机关或者当事人的不懈努力，才承认证据不足宣告无罪的案例；甚至，极端的如滕兴善一样已被执行枪决，后来“死者”归来才宣告无罪的案例也时有耳闻。

人的自由是很宝贵的，裴多芬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如果一个人经过了漫长的牢狱，在失去多年的自由以后，才宣告其无罪，那么，再多的国家赔偿，能挽回他的损失吗？而对于那些被执行的死刑的人来说，生死两茫茫，等人已经死亡，生命已经烟消云散，再来宣告无罪，这对于死者有何意义了呢？所以，我只想重复一个简单而又必须为每一个司法者铭记的真理，那就是西方社会的一句法谚——“迟来的正义即非正义”。

如果在这“1464名”和“近5万人”中绝大多数是在正常的刑事诉讼中，得到及时的宣告为无罪，那么我们可以说我们司法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法院敢于捍卫“疑罪从无”、“无罪推定”的先进司法理念，敢于坚持程序正义和实体公正，敢于与法外的干扰进行抗争。如果还有相当多的人还是如佘祥林一样是在剥夺多少的自由后，才得以宣告无罪，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仅仅是反映了法院还没有丧失纠错的功能，还能平反冤假错案，这与“司法理念的进步”是风牛马不相及。所以，“无罪判决”增多体现司法进步的核心在于，对那些没有证据证明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有罪的案件，在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时间和程序内，及时宣告被告人无罪。而不是经过无休止的重审甚至是等到“死者”重生再来宣告无罪，我们必须时刻牢记的是，迟到的“无罪判决”非正义！
                                                                                  赣州/杨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