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报道标题
“绿色和平”的中国蜕变
环保激进者的创意联盟
如同1960年代的嬉皮士以叛逆姿态反抗越战，绿色和平则用激进举动对生态环境恶化说不。
“1971年，12名怀有共同梦想的人从加拿大温哥华启航，驶往安奇卡岛（Amchitka），去阻止美国在那里进行的核试验。他们在渔船上挂了一条横幅，上面写着‘绿色和平’。尽管中途遭到美国军方阻拦，他们的行动却触发了舆论与公众的声援。次年，美国放弃在安奇卡岛进行核试验。”反对核试验正是绿色和平成立的初衷，在这之后，绿色和平便表现得与众不同，它开始以反叛形象示人。
也正如此，这个成立于1971年的环保NGO在国际上极富争议。如同1960年代的嬉皮士以叛逆姿态反抗越战，绿色和平则用激进举动对生态环境恶化说不。
30多年来，绿色和平将它的战线从加拿大逐渐延伸到全球。在具体环保项目上，绿色和平也不断顺势演变。目前，他们的视野已扩展到转基因等一些相当具有前瞻性的问题上，环保行为也随之更为激烈。2005年底，绿色和平在靠近南极的海域阻止日本捕鲸船，二者发生激烈冲突。此后的日子里，“绿色和平”遭到日本政府的报复，甚至不允许进入东京湾。2006年，绿色和平组织了近六百名志愿者，在瑞士南部阿尔卑斯山最大的阿莱奇冰川上冒着严寒参与集体裸照，由著名“裸体”摄影师斯潘赛·图尼克进行拍摄。
绿色和平之所以如此特立独行，从根本上说，和其独立的经济来源分不开，绿色和平也因此不服从任何利益集团。这个组织声称不接受任何政府、企业或政治团体的资助，只接受市民和独立基金的直接捐款，它在世界上有超过280万名的支持者。
绿色和平于1997年进入中国，分别在香港、北京、上海及广州设立了办公室，对于中国的环境状况，他们一直忧心忡忡。绿色和平媒体主任王亚敏向记者表示，“巨大的环境问题是我们在中国遇到的最大困难。”经济发展给中国所带来的污染，正成为绿色和平关注的焦点，尤其是日益严重的水污染问题。绿色和平表示，水污染工作是其在中国的下一步工作重心。
绿色和平最早进入中国人的视野，无疑是2004年披露金光集团（APP）在中国云南及海南的毁林事件，这次行动最终以“金光集团向国家林业局承认毁林行为”落幕。
通过这一事件，绿色和平显示了在它们在环保方面的巨大能量，也赢得了中国舆论的普遍支持。但在此后的日子里，绿色和平的多次行为却引起争议，甚至被扣上制造恐慌的帽子。
2006年6月，绿色和平在广州发布“广州三大超市蔬菜农药检测报告”。报告中称百佳、万佳、家乐福三大超市所销售的蔬菜和水果中超过85%含有农药残留，25%含非法农药残留；其中
“毒菜报告”在广州引起轩然大波，政府方面则直接给予否定的回应。广州食品安全办公室公布数据称绿色和平的说法不准确，这种提法容易误导消费者，因为蔬菜有农药残留并不代表不能吃。《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信息时报》则对绿色和平强烈回击，“这个所谓的民间组织，标榜自己如何为政府和公众服务，是完全不可信的，他们的手法是极不光明的，也是极不光彩的。他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世人皆知。”
绿色和平虽以广州三大超市为目标，但无意之中却触动政府敏感的食品安全神经。这次事件可谓是绿色和平和政府之间少有的交锋，此前，绿色和平在中国的主要对象是大企业，如亨氏和惠普。和这些企业的斗争，为绿色和平赢得广泛关注，并且建立起自身的影响力。那么“毒菜报告”的结果如何呢？王亚敏含糊的称“相关政府部门对超市的农药问题采取了措施。”
尴尬“名分”
进入中国10年，绿色和平仍然是一个“非法”的环保组织。
毫无疑问，“毒菜报告”事件中的绿色和平立场坚定，态度也十分强硬，但这种姿态是否适用于中国呢？不少NGO人士表达了质疑的态度，他们认为毒菜报告的破坏性大于建设性。NGO和政府的关系本来就极其脆弱，类似于绿色和平这样的行动可能使其进一步恶化。
即便绿色和平在此次事件中取得了胜利，那么它和政府沟通乏力的毛病也暴露无遗。政府关系方面的空白，会使得他们今后在中国开展工作更加困难。一旦缺乏和政府的合作，即便绿色和平能获取媒体和大众的支持，他们所能发挥的作用依然有限。
在西方独立于政府姿态出现的绿色和平，在中国显然不能重复那条路。
其实，“毒菜报告”事件仅仅是绿色和平水土不服的症状之一，在这表面隐藏之下其实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它尴尬的“名分”。 1997年，绿色和平就在香港设立了中国分部。但直至今天，它仍然不能以非政府组织的身份去注册，而只是以“公司”的名义。
从事NGO工作的王华礼告诉记者：“现在中国从事NGO工作的国外环保组织，只有一个是合法的，那就是WWF（世界自然基金会），其余都是“非法”的。”在谈及这个问题时，绿色和平中国分部项目及传讯总监卢思骋表示，这是中国民政部门的问题，并非是绿色和平的尴尬。在中国，无论是组织的设立，还是活动的开展，绿色和平都需要更多忍耐。
中国关于NGO法律方面的缺位，是造成绿色和平身份不明的主要原因。事实上，中国大多数非政府组织挂靠在官方背景的协会下面，被别人戏称为“GONGO”,意为官办NGO。卢思骋表示，NGO的注册是一个长期问题，只有在法律完善之后才可能得以解决。在此之前，绿色和平只能等待。
但缺乏一个“良好出身”，显然已经对绿色和平在中国的发展产生了影响。这首先就表现在会员上面，在西方“绿色和平”动辄有成百上千名支持者参加活动。但在中国，“绿色和平”现今并不能发展会员，这也使得这个组织的推广更多依靠网络。
更为负面的影响是，绿色和平现在中国大陆并不能通过合法手段筹资，所以“绿色和平”在中国北京、上海和广州办公室只能使用香港地区的捐款，但平均每个月160万元的收入并不足够它们在内地的开销。卢思骋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说，“我们希望能尽快在中国内地获得合法的公众捐款”。对于依赖公众捐款生存的绿色和平而言，“断粮”其实是最大的危险。
在西方，NGO被誉为社会的“第三部门”， 对社会发展有着显著的推动作用，独立于政府和企业之外。但在中国，政府的思维依然没有放开，没有足够多的了解NGO的社会作用。对NGO也戒心未除。而绿色和平一贯的独立作风，也使得它得不到官方的信任。
“作秀” 与做事
“只要能够引起公众对于该话题的关注，能够推动各国政府在该环境领域作出改善，绿色和平不会拘泥于活动形式。”
2007年5月，北京迷笛音乐节现场，这个中国最大摇滚音乐节的的主题是“绿色与和平”。在活动现场，绿色和平的标志随处可见，而他们的环保宣传片也在循环播出。一批国内外的音乐人受邀前来，他们唱起《GREEN》——专门为绿色和平创作的歌曲。
这并不是绿色和平和摇滚艺人的首次合作，1980年代开始，绿色和平就和U2、R.E.M. 和Eurythmics等著名乐队合作。但在中国，绿色和平把环保和摇滚第一次结合在一起。2007年8月，由李宇春和麦田守望者乐队创作的《GREEN》EP发售，这是绿色和平的环保义卖CD。每卖出一张，便有一元钱进入绿色和平的环保事业。这张唱片的包装是环保纸，而印刷也用的是植物油墨。
以恰当的形式呼吁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是绿色和平一直在努力的方向。音乐是最好的切入点，音乐更能吸引站在潮流上的年轻人，也使得他们更容易理解绿色和平的环保诉求，这种方式无疑是绿色和平的一大创举。此外，那些和绿色和平合作的艺人形象相当正面，李宇春等音乐人能让绿色和平的理念被更多人所知晓。
绿色和平在媒体上的密集曝光，似乎让很多人产生这样的错觉，绿色和平是一个时髦的环保组织，很多时候只是“作秀”，在自身工作的务实程度上似乎还不够。在这点上，王亚敏称，“只要能够引起公众对于该话题的关注，能够推动各国政府在该环境领域作出改善，”绿色和平”不会拘泥于活动形式。”
而这种所谓的“作秀”延伸到行动上，便表现为以知名跨国企业为靶子，将其“犯罪”证据最大限度的展示在公众面前。于是，惠普、雀巢、亨氏和苹果等巨头都成为绿色和平的对手。“作秀”所产生的媒体影响力，并不是绿色和平的终极目标，但却是其实现目标的重要一环，这在其行动策略上便显得尤为突出。
在卢思骋看来，“打老虎”产生的震慑力，才有可能推动整个行业的改变。绿色和平在每次行动前，总是会通知很多媒体，让其得到最大机会的展现。而这些跨国公司，由于庞大的体制，总是无法迅速反应。于是在和绿色和平的斗争中，它们往往处于下风。当然，绿色和平和企业之间并非只有对立，因为对话往往更能有效的解决问题。比如电子垃圾项目中，绿色和平会在抗议惠普的同时，也与宏碁进行积极对话。
那么，绿色和平的影响力如何转变为行动力呢？他们似乎仍在寻找方向。从绿色和平的一些执行项目来看，他们的工作也和中国实际有些脱节。绿色和平告诉记者：“我们长期性地从事四个环境保护项目，他们是气候与能源项目、污染防治项目、食品与农业项目和森林保护项目。绿色和平在这四个方面按照现实情况和严重程度经常性地发布报告或与政府、媒体和公众进行沟通。”这四个领域当中，绿色和平所执行的环保项目大多数偏向高端。和国内环保NGO“小打小闹”不同的是，绿色和平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他们的视野延伸至未来几十年，甚至还包括转基因，以及另外一些在科学上悬而未决的问题。对中国当下更为严重的问题却关注过少，比如大气污染以及水源污染。
所谓的“作秀”的确能让绿色和平被更多人所知晓，但如何利用这种影响力在中国进行更为务实有效的项目呢？这是摆在这个组织面前最为直接的问题。”绿色和平”也认识到这一点，王亚敏称“绿色和平存在的意义是要直面和解决环境问题，”绿色和平”相信行动带来改变，而非追求自身的媒体影响。”
进入中国十年的“绿色和平”仍在摸索之中。
因中国而变
高速发展的中国，对于环保有着复杂的情绪。
2007年8月，在人气论坛天涯社区出现了这样一个帖子，名为《一个正在被电子垃圾吞没的镇》。这个帖子后来被推上天涯头条，它的作者正是绿色和平的赖芸，“发现贵屿的问题最初是由于我们发现发达国家将很多“洋垃圾”运到中国，其中很多都是电子垃圾，通过不断的调查，我们跟踪到了贵屿的问题。”在王亚敏看来，电子垃圾是典型的中国式污染，因为贵屿居民收入并不高，大部分的收入都来源于垃圾电子的拆解。如果强行禁止，对这些人的生活影响极大。这正是绿色和平在中国常常遇到的问题，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如何寻找到一个利益交叉点？
在西方，环保已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但在中国，环保与地方发展的冲突仍然是屡见不鲜。处在高速发展期的中国，对环保有着复杂的情绪，在经济和生态之间抉择，大多数人选择的仍是前者。面对这种情况，让各方达成利益上的平衡，成为绿色和平行动策略的最佳选择。但实现这个目标，首要前提就是要和政府达成妥协，因为环保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千丝万缕。用王亚敏的话说“这是环保之外的挑战”，更为直白的说法是：如何让绿色和平更加中国化？
“绿色和平”似乎更需要用智慧与政府打交道，而此前发生的不愉快也需要去修复。卢思骋表示，单靠环保NGO的力量，不可能改变中国严重的环境污染，唯有政府、企业、NGO、民众老百姓一起合作才能面对这个挑战。而在这个合作过程中，获益的不仅仅是环境，政府也能扭转先前对于“绿色和平”是“捣蛋鬼”的看法。
绿色和平似乎渐渐“入乡随俗”，一改惯常的激进行为，开始表现的像一个“建设意见提供者”。接受记者采访时，王亚敏称“绿色和平一直和中国政府保持着良性的互动关系”。
绿色和平与中国政府合作最成功的案例，是在清洁能源领域。绿色和平气候与能源项目经理杨爱伦告诉记者，“传统燃烧化石能源的发电方式给我们的环境带来了很大的破坏。而大力发展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一方面可以提供经济发展所需的能源，一方面又不破坏环境，同时也作为新兴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真可谓一举三得。”
清洁能源项目的成功之处，让绿色和平和政府找到了利益共同点。前者希望能达到环保的目的，而后者则希望带动新能源产业的发展。
其实绿色和平早在2005年就发布了《风力广东》和《风力12在中国》，《风力广东》报告指出，只要充份开发广东的风能潜力，在15年之内，广东每年的发电量足以供应相当于香港的电力需求，并可减少2900万吨的二氧化碳排放。而在后者的发布会上，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副局长吴贵辉宣称，中国2020年的风电规模目标会由原来的20GW提高至30GW。
在更早的《可再生能源利用法》立法过程中，绿色和平也被相关部门邀请，参与该法的咨询过程，绿色和平是其中唯一的非政府组织。
在能源领域与政府的友好合作，正是绿色和平中国本土化所取得的成果，这也让它在中国的工作相对其他地区而言更为务实。绿色和平在每个国家的办公室都有自主权，就是由它们自由选择适合的工作项目。即便在香港和北京的办公室，在项目上也有着不同的侧重点，香港更加重视农业食品的影响，内地则侧重于各种污染问题。
绿色和平希望在中国开始建立起“建设者”形象。在采访中，绿色和平向记者表示，“我们致力于以实际行动开拓一条绿色的发展道路。”因为经济发展和保护环境两者并不对立，“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对全球环境的影响至关重要。20多年来, 中国的发展举世瞩目，但环境危机却与日俱增。绿色和平相信经济发展不应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杨爱伦这样说到。而她似乎也有一些有益的心得，“绿色和平与相关政府部门一直保持着积极的沟通，同时我们也会为政府提供正面积极的措施建议。”
从防治电子垃圾项目到能源领域和政府的合作，绿色和平的种种努力，我们都能看出其本土化的过程。但在未来，绿色和平仍面临着其进入中国便存在的问题。如何更明白政府的想法，从而与之更好的合作，并最终在项目上能有清洁能源领域那样的良好效果。迷笛是一个缩影，绿色和平该怎么避免出现更多这样的尴尬？如果能有一个好的答案，那么在未来不长的时间里，或许这个组织努力的成果会与他们的名声成正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