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山人纪念馆座落在历史修久、风景优美的青云谱内。相传二千五百多年前，周灵王之子王子晋到此开基炼丹。西汉末年，南昌尉梅福曾弃官隐钓于此，后人建“梅仙祠”祀之。东晋年间许逊治水至此，始倡道教“净明派”，并建“太极观”，唐大和五年易名“太乙观”。宋至和二年复易名“天宁观”、至清顺治十八年始定名“青云圃”，后易“圃”后“谱”。谱内屋宇布局以关帝殿、吕祖殿、许祖殿为主体，三殿逐次递进，曲廊相通，甚是幽雅。一九五七年被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九五九年辟为八大山人纪念馆，陈列八大山人书画作品。120多幅因心造境的书画作品揭示了八大山人非凡的笔墨生涯。

八大山人生平

八大山人是明末清初杰出的书画家、诗人，与原济（石涛）、弘仁、髡残合称“清初四高僧”，为四僧之冠。他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六子江宁献王朱权的九世孙。生于明朝天启六年(1626年)，卒于清朝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享年八十岁。他姓朱，名耷，字法崛，号刀庵、个山、雪个、驴屋、灌园老人、八大山人等，一生所有名号多达55个，以“八大山人”的名声最著。八大山人自幼受祖辈的艺术教养，天赋很高，8岁能写诗，11岁能画青绿山水，少时能悬腕写米芾小楷。19岁时清兵入关，国破家亡，心情悲愤，便装哑扮傻，在门上贴个大哑字，不与人语。23岁在奉新出家为僧，过了30年的僧侣生活，还俗后不久，在江西南昌修建青云谱道院。由于长期积忧抑郁，遂患颠狂之疾，颠态百出。在八大山人八十年的生涯中，有六十余年生活在明亡以后。他曾是大明的王孙，考过大明的秀才，当过三十余年和尚，也做过大清官员们的座上客，却终于焚裂袈裟回到了“人民城郭非从前”的故乡，成了一个“不名不氏，惟曰八大”、“溷迹尘埃中”以卖画为生的画家。

八大山人的别号

八大山人的字、号、别名特别多，他原名统，又名朱耷，号八大山人、雪个、个山、个山驴、人屋、良月、道朗等。后做道士，居"表云谱"。入清后隐其姓名，削发为僧时取法名传綮，字刃庵，用到康熙庚甲（1680年）55岁。号雪个始于41岁，用到55岁。号个山始见于46岁，直到59岁。他还有驴、驴屋、人屋等号，驴款最早见于56岁，最晚是58岁。人屋、驴屋同时使用。60岁以前使用的字、号尚有法堀、掣颠、纯汉、綮雪衲、卧屋子、弘选等。至于八大山人号，乃是他弃僧还俗后所取，始自59岁，直至80岁去世，以前的字均弃而不用。所书“八大山人”含意深刻，“八大”与“山人”紧联起来，即类“哭之、笑之”作为他那隐痛的寄意，他有诗“无聊笑哭漫流传”之句，以表达故国沦亡，哭笑不得的心情。

八大山人艺术风格及成就

由于八大山人处于国破家亡的年代，作为明皇室后裔，悲伤之情自然溢于言表。同时，造就了他沉郁、孤独、怪癫的个性，加上当时政治上高压，八大山人只能潜心于艺事，并在艺事上尽情发泄对清统治者的不满。他一生主要从事书画创作，是一位极富个性、创造性的书画家，擅长绘画、书法、诗词、篆刻等，绘画精于花鸟、山水，尤以花鸟著称于世。他的花鸟继承了明代陈淳、徐渭写意的技法，但画风比陈淳更冷峻清逸；比起徐渭更狂放怪诞，寓意也更深刻，并达到了“笔简形具”、“形神兼备”的境界。他的山水取法黄公望，但受董其昌的影响更大，山水多取材荒山剩水，渺无人烟；树木歪斜，枯枝败叶，意境荒寂。八大山人的书法也是独树一帜，成就极高，只不过画名掩盖了书名，黄宾虹曾认为八大山人“书法第一，画第二”。他的书法早年学欧阳洵的楷书，行书师黄庭坚、米芾、董其昌，后又临钟繇、王羲之的法书，晚年善用秃笔，线条粗细均匀，布置大小参差，流畅圆润，刚劲内涵，处处表现出傲岸不驯的笔致情态。从其艺术特色看，总体可以概括为简、奇、意三个字。

    简：即绘画以简取胜。八大山人绘画主张一个“省”字，往往以极其精简的笔墨表现复杂的事物。在他笔下，无论是小鸟、小鱼、小鸡，还是一花、一木、一石，寥寥数笔，似乎已到了不能再少一笔的境地，但能画出对象质感的立体感，非常的生动，这在花鸟画上尤为突出。当然，他的简笔花鸟画不是凭空臆造的，而是画家通过对大自然的精细观察，把真实形象进行高度的概括，加以其艺术夸张而创造出来，做到“笔不工而心恭，笔不周而意周”。这一点，也是所有古代画家难以企及的。
    奇：即构图奇特，八大山人的构图多“截枝式”，形象往往怪异，基本不顾法度，信笔狂涂，这已形成了八大山人艺术的一大特色。拿其花鸟来说，八大山人擅画松、荷、石、鱼、鸟，他画的荷，与以往画家有着明显不同，他笔下的荷，不重花而重时，写其临风摇曳、舒转自如的风姿；他画的松，高古奇崛，丑中见美；他画的鱼、鸟形象夸张，常把鱼鸟的眼睛画成方的，眸子点在眼眶边，白眼朝天，冷光逼人。他有一幅画，画中只有一二条游鱼，别无其它，留下来的空间似乎也成了一片汪洋大海，烟泼无尽，并留给观者想象余地；他的山水构图也是别具一格，常绘“残山剩水”的景致，却能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意：即寓意深刻。八大山人依仗一支笔，从立意、构图和题诗、落款都充分表达对国破家亡的难言陷痛和悲愤凄凉的心境，同时渲泄着他对现实的强烈不满，他曾作《牡丹孔雀图》题有一诗：“孔雀名花雨作屏，竹梢强半墨生成，如何了得论三耳，恰逢春坐二更”。画面为二只丑陋孔雀，尾拖翎毛三条，站于不稳的石土，以讽刺清王朝。另外他的落款也是独具风格，含意深刻，题时将“八”与“大”、“山”与“人”紧联起来，写成“哭之”或“笑之”的形象，寓有哭笑不得之意，表达他愤世嫉俗，但又无可奈何的心情。郑板桥曾题过这样的诗句：“国破家亡鬓总皤，一囊诗画作头陀，横涂竖抹千千幅，墨点无多泪水多”。

   八大山人的艺术格调是前无古人的，如果我们将绘画分为三个层次，即第一层次，崇“形”；第二层次求“神”；第三层次追“意”，那么，八大无疑是属于最高层次，尤难可贵的是，八大的绘画以不能再少的笔墨、不同凡响的构图来表达自己丰富的思想感情，这恐怕是绘画的最高境界，也是八大的作品成为经久不衰的热门收藏品的重要原因。他的书画对后人影响极大，郑板桥、赵之廉、吴昌硕、张大千、齐白石、潘天寿、李苦禅、弘一等均受其熏陶。

八大山人“颠狂”的另解

一直以来，世人大多认为八大山人之所以“颠狂”是因为国落家亡，对清廷不满，内心长期积郁，遂患颠狂之疾。但也有一些研究八大山人的学者或艺术家持有不同见解。

曾经拜访过八大山人并和他有长夜之谈的邵长衡（此人是清廷太学生，又曾是江苏巡抚幕僚)写了一篇《八大山人传》，其中写到：“临川令胡君亦堂闻其名，延之官舍。年余，意忽忽不自得，遂发狂疾，忽大笑，忽痛哭竟日，一夕，裂其浮屠服焚之，走还会城(南昌)……”

　　胡亦堂，历任新昌县令、临川县令，在八大山人出家前就因欣赏其诗文书画通过其女婿裘琏结识，八大山人还俗后受邀前往临川作客。对其“裂其浮屠服焚之，走还会城”一事，有人说可能是胡亦堂纠缠他，逼他和清廷合作，而八大山人坚守气节，不干，便“佯狂”装疯跑掉了。另一种意见恰巧相反，说八大山人可能因为好朋友胡亦堂即将离任而去，对自己的将来生出空虚无奈之情，再加他的祖父曾有颠狂之举，因而可能有这方面的遗传病因，于是“情绪突告激怒沸腾”而发狂了。不管怎么说，这两种互相对立的意见都认为八大山人颠狂的原因和胡亦堂有关，又都认为是由于胡亦堂方面的原因，所以才导致八大山人发狂，换句话说，胡是这件事的主因，八大山人自身反倒成了次因。这就未免本末倒置了。

这一年八大山人已经五十五岁。按照他那个时代的人生尺度，他已入暮年，这辈子都快完了。虽说早年历经坎坷，但后来他的遭际并不差，待到他去临川作客时，无论在佛门还是在世俗官绅间，他都已有相当地位与名望。倒是他内心的矛盾和蜕变，数十年间从未间断，到了去临川作客前更有愈演愈烈之势。从弃爵应试，追求经世致用，到国破家亡一切希望化为劫灰；从斩断尘缘遁入空门，追求“我与松涛俱一处”那种清静无为境界，到悔恨“欲展家风事事无”，转向书画艺术中去寻找精神解脱，再到自比贯休、齐己；从憬悟“曹洞临济两俱非”，否定修禅，到“今朝且喜当行”，下决心出山，入世……这是他一次又一次从失望和绝望中再生出希望的精神突围史，也是他一次又一次企图以改变人生轨迹来重建心灵家园的灵魂挣扎图。儒家纲常，禅宗教义，遗民社会的禁忌，在许多方面都已被他突破。等到他去临川作客时，他已经是一个既没有精神家园也没有精神樊篱的“自在之人”，但还不是个自由人。因为当时他虽有入世之心，却还没有安身立命之地。从他在临川所作诗文中对胡亦堂的称颂与迎合姿态来看，在他的这份入世希望之中，显然也包含着希望能得到这位县太爷的关照与帮助的意思在内。除了表示“情愿出蒿莱”和对“秘阁藏书”的兴趣以外，据乾隆四十八年刊行的《广信府志》记载：“八大山人……去僧为俗人。见临川令，愿得一妻。”请求胡亦堂为他娶妻，其实也就是希望安排他一处安身立命之处。

而有胡亦堂却是个很注意“仰体”朝廷旨意的官员。在他任新昌县令时，通过裘琏早已结识了八大山人，但他很注意“分寸”，从不亲自出面，也不落下任何交游唱和的痕迹，因为朝廷在当时还没有对前朝遗民实施收买政策的意思。一旦朝廷的态度改变，他也亦步亦趋跟着改变。朝廷诏开博学鸿词科，他就邀约一班文人雅士举办“梦川亭笔会”，朝廷诏修明史，他也延揽前朝宗室遗老编修《临川县志》。他很清楚：朝廷对这些人的收买只是手段，收买过来“为我所用”才是目的。所以他对八大山人尊崇的同时，也仍然十分注意掌握分寸。他和八大山人酬唱的那些诗章，四平八稳，只是夸赞这位“上人”的画多么神，当时的景色多么好，对于八大山人或明或暗多次表达的入世愿望，却从不见有一字回应。这是因为，倜傥风流、互相捧场的诗酒酬唱是一回事，推荐、安排、具体帮助你入世又是另一回事，后者是要为你承担政治责任的，聪明的官僚胡亦堂不可能不讲究这些事。他的这种“保持距离”的姿态，八大山人在作客后期似乎有所觉察。所以，初期八大山人被“延之官舍”，后期他就搬到寺庙中去了，初期酬唱、题咏甚多，后期就看不到这些事了。而且，八大山人的症状是“忽大笑，忽痛哭竟日。一夕，裂其浮屠服，焚之”，可见这“狂疾”发作不止一天，这期间却不见胡亦堂有任何表示。八大山人回南昌以后，胡亦堂与他便再无往来。

胡亦堂和八大山人，一个是正统的、聪明的、热衷于政绩政声的大清命官，另一个性情高孤、才华横溢、出身前朝贵胄的艺术家，两人器不同道亦不同，八大山寄希望于胡亦堂能帮他入世安身立命，只能是不谙世务的知识分子的天真。后悔之余，他这才发觉自己的处境已十分尴尬。滞留临川不仅毫无意义甚至已是相当难堪；回去重新修禅，更是心所不甘情所不愿。进退两难中，内心的矛盾日趋激烈：数十年来，命运一次又一次的折磨他、愚弄他、奚落他，总是在企图依傍某种外在的力量：君主、佛祖、朋友等等寻找出路，结果却发现他们谁都不行。他在痛苦和难堪中终于意识到：那么好!而今往后，谁也不靠，只靠自己!要独自面对这个世界和自己的命运！这是他的大彻大悟，豁然开朗！然而几十年时光却因为愚蠢而虚掷掉了！……于是他忽哭忽笑，裂焚袈裟，独自回到生身之地南昌城里去了。然这哪里是“忽发颠狂”，他这是在大苦闷中获得了大解脱，于大痛苦中获得了大彻悟，并因此作出了十分清醒也十分勇敢的抉择。

从此直到他去世的几十年中，他自谋生路自寻欢乐，自我放浪形骸，做自己爱做的事，结识自己愿意相与的人，否则便不理不睬甚至白眼相加，全不顾忌世俗禁忌、教义清规、利害得失。他的晚年生活清贫、朴素，但内心自由自在。他已找回了自我，这精神自由的自我就是他的心灵家园。他从此再也不曾去依傍或反对任何外在势力，显示出他在精神上对那个时代互相对立的势力及其不同理念――大清、大明、儒家、禅宗、卑贱、高贵等等的整体性超越，获得了他那个时代难得的精神自由。日常生活中也率性由情，全不顾忌礼仪规范，有时甚至疯疯癫癫。邵长蘅曾批评那些把八大山人视作“狂士”或“高人”的意见，可见这类看法相当普遍，认为这是“浅之乎知山人也，哀哉！”其实所谓“狂士”，所谓“高人”，只不过是世俗社会和释道两家按照他们各自的尺寸来度量他们莫测高深的人物时，一种貌似宽容的简便说法而已。他们不可能理解八大山人的精神世界，八大山人也并不在乎他们有怎样的理解。倒是邵长蘅敏锐地感觉到了八大山人“胸次汩渤郁结，别有不能自解之故”，并形象地比喻为“如巨石窒泉，如湿絮之遏火”。应该说，这是对八大山人内心世界相当准确的艺术感受。

看来八大山人的精神自由绝不是对现存秩序和观念的简单逃遁，绝不是再度遁入“四大皆空”的境界中去出世，而是在“入世”的基点上对现存秩序和观念的破解与超越，即自觉地和这些外在的羁绊格格不入，自觉地不受它们的控制，自觉地在坚守和张扬自我中寻找全新的生命意义，而他对精神自由的追求却只能使他的内心生出更多的痛苦。再说人到老年，回忆更多，身世之感也更深，而南昌又是他的故乡，城内的弋阳郡王府曾是他的旧居，如今“城郭人民非从前”，这里的街巷建筑、一草一木，都可以是他的怵目伤心之地，回忆怀旧之源。回首前尘，难免铜驼石马之悲，更难免岁月蹉跎之恨。他这一辈子孜孜追求生命的意义，到头来才发觉生命的意义全在生命自身的自由发展，而不在于皈依外界某种理念。但是这个发觉来得太迟了，耗费的年华和心血太大了，他能不自怨自恨吗？……

　　在赢得了精神自由，内心再无桎梏的状态中，八大山人进入了书画创作的成熟期和全盛期。在他的流传至今的作品中，十之八九都出自他“忽发颠狂”回到南昌以后。在这一时期中，不仅作品的数量空前，而且题材和风格也繁复多样，既有孤傲冷峻之笔，也有清秀婉约之章：有的粗豪怒放，有的恣肆汪洋，有的疏淡空阔，有的淳厚古朴……你无法用某种模式来规范他，也许只能说，他的风格就是不拘一格。同时，作为一种自我标识，他的书画题款也大起变化。从前他在削发为僧时期的作品，题款都用法名“传启”或僧号“

雪个”，回到南昌后，一概废弃不用。开头几年他杂用“个山”、“驴”、“驴书”、“驴屋”等作题款，从中可以隐约感觉到他自比为驴的那份自嘲自谴而又倔强无悔的心情。但到他五十九岁以后，作品款识就主要用“八大山人”了。据说他对这个名字还自有解说：“其言曰：八大者，四方四隅，皆我为大，而无大于我也！”――这已是一种顶天立地的感觉了。到了这个时候，他终于找到了可以安顿灵魂的家园，而中国乃至全世界，也由此得到了一位书画奇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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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山人画展轰动南昌杨振宁翁帆夫妇出席

九月二日，纪念八大山人诞辰三百八十周年活动、中国（南昌）首届国际华人滕王阁笔会在南昌市江西省博物馆隆重举行。世界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及夫人翁帆女士、以及范曾、冯骥才、刘孟溪、李存葆、王文章等海内外知名学者和艺术大师应邀出席“名家众论八大山人”论坛，并发表演讲。“八大山人艺术论坛”另邀请了包括美国的张子宁、蔡星仪，日本的宫崎法子等一大批国内外研究八大山人书画艺术的权威专家将出席论坛。

杨振宁谈八大山人，八大山人是南昌的财富

对于“八大山人”的印象，杨振宁表示：“我不是一个艺术家，对此不能发表太多的观点，但我知道“八大山人”很有名，包括他的字画，都是价值连城的。第一次来南昌，就去看过“八大山人”的真迹。”他还知道在文革期间，江西人为了保护“八大山人”的真迹不被毁坏，就把字画藏在了棺材里面，所以逃过了一劫，没有被毁坏，可以说，“八大山人”是南昌的财富。

然而，对于“八大山人”的推广，杨振宁直言不讳：“八大山人”的根据地在南昌，在艺术界是广为人知的，但是对于外界的人来说，宣传还不是很到位，很多人都不知道江西有个“八大山人”纪念馆，这个如果推广好了，对南昌的旅游，应该会有比较大的带动作用。

八大山人作品现在的艺术及经济价值

“眼高百代古无比，书法画法前人前”是清“四僧”之一石涛大师对八大山人艺术的赞誉，评价之高，世所罕见。如果站在今天的角度，仍然用石涛的两句话来概括，同样是那样的贴切精当、恰到好处。2000北京翰海秋季拍卖会古字画专场上，有一件八大山人的《孤禽图》十分抢眼，该件拍品尺寸78×41CM，估价60至80万元，当拍卖师从40万元起叫后，各路买家竞投十分踊跃，其价位迅速从50万元飙升至170万元，随后现场只剩下两位买家，双方都志在必得，结果大连万达集团在400万元的价位上力挫群雄，如果加上佣金，合计达440万元，高出估价5倍多，为八大山人作品的第二高价（此前最高价为《花鸟册》60万美元，1991年纽约佳士得创造），令所有在场的观众惊喜不已。许多观者认为，这是一件“可遇不可求”的珍品，尽管整幅作品中只画了一只鸟，但它包含了丰富内涵，充分体现了八大山人独特的艺术风格，应是物超所值。

由于八大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后人造假较多，其中以张大千造假最具水平，许多作品几可乱真，并骗过了不少鉴定家，有的作品至今还被世界各地的博物馆珍藏。新中国成立后，各大博物馆也十分注意收购八大的作品，在艺术市场上，一般藏家不会轻易抛出，故市场上已很少见到他的作品，偶有亮相，只要作品可靠，藏家往往不惜巨资收购。1989年纽约佳士得曾推出他的《行书白居易诗》以9．9万美元成交，这一价格在当时并不低。1990年纽约佳士得又推出了他的《猫石图》（水墨纸本）以1．8万美元被一买家竞得。1991年他的《荷花》在纽约苏富比拍卖会上被拍至34万美元，同年，他的精品《花鸟册》被纽约佳士得拍至60．5万美元，创造了八大作品的市场最高价。1992年国内艺术品拍卖兴起后，他的作品偶尔也在拍卖场上亮相，如1995年他的《双鹰松寿图》和《梅石图》在朵云轩拍卖会上分别以22万元和17．6万元成交；1998年他的《书画合锦册》在朵云轩拍卖会上被拍至35．2万元，2000年他的《行书乐苑》在苏富比拍卖会上以169．47万港元成交。鉴于八大山人的艺术在中国画坛上是一个高峰，他的作品市场价位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未来只要市场上出现八大山人的精品，势必会受到海内外名大博物馆和大典藏家青睐。同时，八大山人作品的市场纪录还会不断被刷新。

八大山人作品拍卖记录